前言
明末农民战争，是我国封建社会里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反抗地主阶级暴虐统治的武装斗争。它距离现在不过三百多年，保存下来的各种文献资料庞杂得很，发 掘、整理和研究工作正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许多问题都还在探讨当中，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部拙稿，自然不可能是成熟的作品。只是由于它在某些方面比起前人略 有进展，关心的朋友认为公开出版将有助于普及这方面的知识和推动进一步的研究，我也就不揣谫陋拿了出来，衷心地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我以为，在深入研究的 基础上，通过接受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否定错误的说法，澄清模糊的论述，是学术上有所长进的表现。但愿我能够对自己写过的东西经常作检讨，不是随风 转舵，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唯真理是求。科学是在不断发展的，后来者理应居上。如果拙著对于年轻一代治明末农民战争史的同志，能够成为攀登高峰途中的一块踏 脚石，我就十分满意了。
本书原拟写成上、下两卷。上卷自这次农民战争爆发的背景写至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的失败；下卷包括以农民军为主体的抗清斗争，至康熙三年夔东 抗清基地被摧毁为止。计划这样写的原因是，论述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无法同农民军余部二十年的抗清斗争割裂开来。后来又考虑到，农民军的抗清斗争是在联 明的旗帜下进行的，在叙述这些篇章时势必涉及南明的基本史实。为了读者利用的方便，不如把原定的上、下卷分别成书，即至李自成、张献忠牺牲为止的《明末农 民战争史》和以农民军抗清斗争为主的《南明史》。由于上面已经说过的原因，明末农民战争的作用和历史意义只有放在本书的姊妹篇—《南明史》中一并论述。
最后，我谨向北京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国家档案局第一档案馆以及其他一些单位的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本书是不可能写成的。
作者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于北京师范大学
第一节 陕西农民首建义旗
在叙述明末农民战争的历史时，人们习惯于以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发生在澄城县的农民起义作为起点。这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也应当指出，这只是选择了一个具有典型性的标志，实际上很难说陕西的农民起义是在天启七年才开始的。崇祯初年担任陕西三边总督的杨鹤说过：
“内地流贼起于万历、天启年间。援辽兵丁陆续逃回，不敢归伍，因而结聚抢掠，以渐蔓延。不幸边地亢旱四载，颗粒无收，京、民二运转输不继，饥军饥民强半从贼，遂难收拾。”
杨嗣昌在崇祯十年的一个奏疏里说得更加明确：
“流贼之祸，起于万历己未（四十七年，一六一九年）。辽东四路进兵，三路大溃，于是杜松、王宣、赵梦麟部下之卒相率西逃。涫焙幽细С颊盼倚 ⒌莱纪蹙把髦诿辖颍妒锥嗉叮山萆衔拧Ｓ谑遣蝗脘兀呱轿饕灾裂铀纾桓夜槲槎洳荨Ｃ硖弥希跻蛄墒驴准袢⒍剑缴挛饕 慌迹ㄓ纾┎蛔闵盥恰２黄诘髟恢梗永Ｗ唷＜⑩思稣椋泊用种凇Ｐ切侵穑两袷拍辍！?/I>⑵
杨鹤父子叙述的情况是可靠的，在其他一些史籍里面可以得到印证。如戴笠、吴殳在叙述陕西农民起义的开始时就明确指出：
“陕西兵于万历己未四路出师，败后西归，河南巡抚张我续截之孟津，斩三十馀级。馀不敢归，为劫于山西、陕西边境。其后调援频仍，逃溃相次， 边兵为贼由此而始。天启辛酉（元年），延安、庆阳、平凉早，岁大饥。东事孔棘，有司惟愿军兴，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取富者粟，惧捕诛，始聚 为盗。盗起，饥益甚，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饥民为贼由此而始。”⑶
在地方志里，也有早期起义农民流动于各地的零星记载。如《汉阴县志》说，“(万历)四十三年，流贼劫掠乡村，出没无常，为地方患。”⑷《霍 州志》载，“天启三年，流寇突至霍州南关，杀数人。”⑸《洋县志》载，“天启四年七月，流贼突至斜堰河坝，杀死周之弘，邑为骚动。”⑹《西乡县志》说， “(万历)十八年，流贼俞士乾率众犯境。天启七年，流贼王魁禄率众犯平地等处。”⑺《国榷》也记载了四川巡抚尹同皋上言：“陕西流盗由保宁入川，蹂躏广 元、神宣之间。天启六年八月，神宣指挥吴三桂御之，斩三级，一系贼魁。十二月，又从眉林沟入犯，守备王虎等御之，斩纪守恩等十二人，追至宁羌界。秦蜀两 道，事权宜兼制，乞敕陕西各道府多方缉抽。从之。”⑻
这些事实说明，从万历末年起，陕西军民就已经开始了抗暴图存的武装斗争。早期的起义群众虽然人数不很多，活动的范围却相当广，在同陕西相邻 的山西，四川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只是由于当时的声势还不够大，首领人物也不为人们所知。关于这些早期的起义队伍，除了一些点滴的记录以外，无从弄清他们 的确切情况。
天启七年，陕西澄城县爆发的农民起义，正式拉开了明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澄城在当时是一个十分贫穷的县份，境内大部分是山谷。史籍记载，这里“土瘠赋重”，本地农民由于负担不了政府的沉重赋税，逃亡的很多，丢下 大片土地没有人耕种。隆庆、万历年间，还有来自朝邑、郃阳、蒲坂等邻近县份的农民开荒佃种。天启以后，由于政府的压榨越来越重，又加上天灾，户口凋敝更 甚。“四远之民，望澄以为苦海。”⑼尽管生产的破坏、人民的灾难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明政府不但不设法救济，反而一味追逼钱粮。髓干血尽的农民被逼得 走投无路，感到与其束手毙命于杖下．不如揭竿而求生。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二月十五日黄昏时，知县张斗耀正坐堂比粮，怒火填膺的农民们各持利器，从西门 拥进公堂。张斗耀见势头不好，吓得躲进私宅，被郑彦夫等人追上乱刀砍死⑽。澄城农民抗粮杀官的消息迅速传布开来，各地的农民、饥军纷纷响应，一场轰轰烈烈 席卷全国的燎原大火就这样点燃了。
关于澄城农民起义，有的史籍描绘得非常形象。《鹿樵纪闻》说：
“崇祯改元之岁，秦中大饥，赤地千里。白水王二者，鸠众墨其面，闯入澄城，杀知县。”⑾
《烈皇小识》写得更是有声有色：
“先是天启丁卯，陕西大旱。澄城知县张耀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阴纠数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涂面。王二高喝曰：‘谁敢杀张知县？’众齐声应曰：‘我敢杀！’如是者三，遂闯入城。守门者不敢御，直入县杀耀采。众遂团聚山中。”⑿
这里的问题是，澄城的农民起义是否就是白水县民王二领导的起义？据顺治《白水县志》载，“崇祯二年，自河北王二、种光道倡乱。官兵以不谙地 势陷败。后结连延、庆诸贼，至流毒天下。”⒀上引澄城起义的原始记载，只提到郑彦夫其人，并没有说王二是这次起义的领导者。而《白水县志》在记载王二起义 时，又没有涉及澄城杀官事。可能这是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点发生的两个事件，被某些史籍的作者揉合为一了。在这些情节上的差异没有考定的时候，用澄城农民抗 粮杀官的提法，比白水农民王二领导澄城起义要妥当一些。
澄城农民起义爆发之后，陕西许多地方的饥民和饥军也闻风而动。
府谷县有王嘉胤率领“杨六、不沾泥等群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聚为盗。”⒁白水县王二等人起义后，攻破宜君县城，放出狱囚，随即北上同王嘉 胤会合，人数达到五六千名，聚集在延安、庆阳的黄龙山⒂。不久，被明陕西督粮道洪承畴击败，转入山谷。安塞人高迎祥在崇祯元年率众起义，带领一支队伍同王 嘉胤会合⒃。
清涧县人王左挂（原名王子顺）也招集“骑贼万人反于宜川之龙耳咀。”⒄他的部下头目有苗美、飞山虎、大红狼等人。崇祯三年二月，王左挂向明 总兵杜文焕乞抚，不久复谋再起，被洪承畴和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定计杀害。王左挂受抚时，部下苗美等人不从，带着队伍向西转移，被官军击溃，苗美也被清涧庠 生李攀龙杀害于贺家湾⒅。
汉南人王大梁起义后，有部众四百人，自称大梁王。崇祯元年十月，他纠集成县、两当二地的农民三千多人，攻克陕西略阳，逼近汉中府（府治在南 郑县）⒆。二年二月，陕西商雒兵备道刘应遇，会合四川官军吴国辅部围剿汉中，起义军大败，王大梁被俘杀。除了三百多人突围逃入四川以外，参加起义的群众都 遭到屠杀⒇。
点灯子，名赵胜．又名赵四儿，原是清涧县书生，借住在本县石油寺里日夜攻书。有人讹传他夜间点灯于孤寺，是象平话中描绘的黄巢那样造兵书谋反，又喧传官府将要逮捕他。赵胜无以自明，耽心被诬陷入狱，终于逼上了梁山，在解家沟花牙寺聚众起义(21)。
崇祯元年十二月，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奏固原兵变。参加兵变的士卒劫取了固原州库的财物，接着转攻泾阳、富平、三原，官军游击李英也被俘虏(22)。
崇祯二年四月，阶州士兵周大旺也率众起义，不久被明副总兵贺虎臣部镇压下去。
崇祯三年十一月，陕北延西一带由于缺饷四年，本地极目黄沙，一物不产，粮食贵得好比珍珠，饥军们实在被逼得无路可走，在神一元领导下举行起 义，参加的有二千多人。起义后，连续攻克新安边、宁塞营、柳树涧三堡，杀参将陈三槐，随即占领保安县。四年正月，明副总兵张应昌、苑攀龙部同神一元领导的 起义军作战于保安，神一元阵亡，他的弟弟神一魁被推举为首领(23)。
农民起义的声势一天天扩大，北方官僚们束手无策。崇祯元年七月，陕西巡按御史李应期上言说：
“全陕地多硗确，民鲜多营。慨自边疆多事，征兵征饷，闾阎十室九空。更遇连年凶荒，灾以继灾，至今岁而酷烈异常也。臣自凤汉兴安巡历延庆、平凉以抵 西安，但见五月不雨，以至于秋，三伏亢旱，禾苗尽枯，赤野青草断烟，百姓流离，络绎载道。每一经过处所，灾民数百成群，拥道告赈。近且延安之宜、雒等处， 西安之韩城等属，报有结连回罗，张旗鸣金，动以百计。白昼摽掠，弱血强食。盖饥迫无聊，铤而走险。与其忍饿待毙，不若抢掠苟活之为愈也。”
李应期接着向皇帝请求，“伏（俯）念奏（秦）灾重大，关系匪轻，敕下户部覆议，将天启七年负欠并今岁加派地亩辽饷亟赐免征，复将见年者酌减 一半，其馀军饷宗禄一并宽缓。不然，即日取此饿莩毙之杖下无益也。更祈皇上敕部俯查万历十一年并十三年全陕大荒事例，慨发帑金遣官赈济，于以救灾民而安地 方。异日公家之赋，尤（犹）可望之将来。如曰内帑以（已）匮，诸饷不继，蠲赈两端，概靳不施，万一祸乱大作，天下动摇，勿谓臣今日缄口不言。”(24)
李应期奏疏中请求蠲税和赈济，是从统治者的根本利益着眼，希望朝廷拿出点残羹剩饭施舍给农民和边军，使他们能够苟活下去。这在起义刚刚爆发 时，不失为缓和阶级矛盾的一个重要办法。可是，明廷连这样一点微小的让步和施舍也不肯答应，饥寒交迫的军、民只有自寻出路，越来越多地涌进起义的行列。崇 祯二年正月，陕西巡抚胡廷宴，延绥巡抚岳和声向朝廷报告：“洛川、淳化、三水、略阳、清水、成县、韩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绥德、葭州，耀、静宁、 潼关、阳平关、金锁关等处，流贼恣掠。”(25)农民起义在陕西大部分地区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第二节 勤王兵的哗变
崇祯二年十月，满洲贵族军队大举内犯，从河北遵化、蓟县地区破边墙而入，攻陷遵化、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兵锋直抵北京城下。明遵化 巡抚王元雅自杀，入援的山海关总兵赵率教阵亡。崇祯帝朱由检惶遽失措，轻信宦官一面之词，中了皇太极设下的反间计，把辽东督师袁祟焕逮捕下狱（不久处 死）。辽东总兵祖大寿吓得心惊胆战，拉起队伍跑回山海关。为了挽救危局，朝廷下令各地督抚火急勤王。山西总兵张鸿功遵照兵部的檄调，带领晋兵五千入援，山 西巡抚耿如杞也自告奋勇，领着抚标营和太原营三千多名官兵赶赴畿辅勤王。陕西三边总督杨鹤和陕西巡抚刘广生、甘肃巡抚梅之焕、延绥巡抚张梦鲸，也应诏抽调 各镇精兵一万七千多人，由沿边五大镇总兵吴自勉、尤世禄、杨麒、王承恩、杨嘉谟率领，入卫京师。此外，奉檄入援的，还有河南巡抚范景文、江西巡抚魏照乘、 郧阳抚治梁应泽等人统率的官军(26)。
山西总兵张鸿功的军队到达畿辅地区以后，兵部传令驻守通州，第二天调守昌平，第三天又调守良乡。按照规定，军队到达汛地的当天不准开粮。山西兵三天 调了三个地方，三天没有领到口粮。士兵们极为愤慨，就自己在驻地附近抢掠粮食。朝廷又以耿如杞、张鸿功未能约束军队，下令逮捕。这五千名精锐士卒，眼见巡 抚和总兵下狱问罪，就一哄而散，逃回山西。事情闹大以后，明廷不仅不自究处置失宜，反而把耿如杞、张鸿功处死(27)。
陕西三边军队在勤王途中也一再发生哗变。
延绥镇兵由于总兵吴自勉克扣行粮，勒索不愿入卫的军士交纳贿银和盗卖军马，引起士兵们的强烈不满，许多人开小差不辞而别。延绥巡抚张梦鲸因此忧愤而死(28)。
甘肃巡抚梅之焕和甘镇总兵杨嘉谟统领的军队，在崇祯三年正月走到安定县（今甘肃定西）时也发生哗变。据参加者的口述，这次兵变的原因是，入卫行程远 达六千里路，没有发给安家粮食；统兵官员迫于朝廷严旨，一个劲地赶着士兵们快走。士兵们负载的盔甲、铳炮又重，困苦不堪，“几日人马俱倒。”他们愤愤不平 地说，“左右是死，不如就死在这里”。于是在王进才、殷登科、吴天印的领导下奋起反抗，格杀出面阻拦的参将孙怀忠、把总周道昌，连登魁。夺取了营中饷银， “介马西驰”，自行返回驻地。到达兰州时，被巡抚梅之焕布置的内奸，把兵变的领袖人物王进才等杀害。经过整顿以后，一部分军队继续东行勤王，一部分坚决不 愿意去的被遣还原戍地(29)。
边兵的奉调勤王和哗变，对于刚刚兴起的陕西农民起义的发展有主要影响。抽调入卫的兵丁都是当地驻军的精锐，他们的开拔勤王，自然大大削弱了地方当局 用来镇压起义农民的力量。这正是促使三边总督杨鹤采取招抚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杨嗣昌在崇祯四年，替他的父亲杨鹤辩解的奏疏中，就有这样一段话：
“臣父未任以前，业已蔓延猖獗。然沿边四抚五镇未有他故、犹可弹压撑持。不幸臣父受事，延、甘、陕抚连换八人，勤王五帅并发，精锐尽付东行。缓急无 一可恃，而贼党始横。庆阳之围，杜文焕、贺虎臣方溃保安，谁与剿贼？臣父提卒三百，抚定神一魁数万众而散遣之，非得已也。”(30)
勤王兵的哗变，不仅打乱了明廷的军事部署，牵扯了地方官员的精力，而且参加兵变的士卒往往不敢归伍，其中不少人飘泊无着，连群结夥地投入农民起义。 这样，就使相当一批原来用以镇压农民起义的力量，转化成了反抗明王朝的力量。他们受过军事训练，有作战经验，对于提高农民军的战斗力是有重大意义的。崇祯 三年以后，农民起义在陕西的扩展和大批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同陕、晋勤王兵的几次哗变有着密切关系。
第三节 张献忠、李自成参加起义
在崇祯初年群雄并起的历史条件下，张献忠、李自成这两位后来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起了巨大作用的人物也先后参加了起义。关于他们的家庭、早期经 历和参加起义的情况，各种史籍的记载很不一致。由于起义农民的领袖人物大抵出身于社会底层，在旧王朝统治下他们是被人忽视的芸芸众生．因此要弄清他们“微 时”的经历相当困难。
张献忠，陕西延安人，一说属军籍延安卫柳树涧人(31)，出生于明万历三十四年（一六○六年）九月十八日(32)。他的家庭情况众说纷纭，但都缺乏 可靠的根据。有的记载：“张献忠，亦秦人。父业履，母织席。献忠自少读书不售，遂与逃兵三百人起而为盗，转掠豫楚间，号八大王。”(33)有的说他“儿时 随父贩枣至四川内江。以驴系绅坊，粪溺污其石柱。绅仆骂之，鞭其父，令以手掬他所。时献在边，怒目不敢争，誓云：‘我后来时尽杀尔等，方泄吾恨。’后入 蜀，内江民无噍类。”(34)还有的记载说，“张献忠，陕西肤施人，阴谋多狡。父快，屠沽而贱，母沈，并早死。献忠依丐徐大为活。尝窃邻人鸡，偶见詈之。 献忠曰:‘吾得志，此地人亦如鸡焉。’其残忍之心，少年已萌。及长，益无赖。适流贼王嘉胤作乱，献忠投之，号八大王，又号黄虎。”(35)另一种说法是： “张献忠，本铁匠子，年少刚狠，承造军器，官吏有陋规，而煤铁有馀。后煤铁既少而陋规日增，工食克扣而限期更迫，匠不堪命，因以倾家，而追逼复首及之。乃 入王嘉胤党，贼中称为八大王，自称为西王。”(36)吴伟业在《绥寇纪略》中叙述张献忠事迹时，开头就说，“张献忠，不知其所自起”，接着又介绍了一种说 法：“相传献忠肤施人，隶延安卫籍，固将家子。少时从军犯法，得总兵陈洪范救免，刻楠檀为洪范像事之。其为贼也，与汝才同起……。”(37)关于张献忠曾 经在明政府军中服役的说法流传得很广，但并不大可靠(38)。
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材料来看，张献忠的家庭情况，仍然是弄不清的问题之一。某些比较可靠的文献表明，张献忠少年时代大概曾经受过一些教育，达到粗通 文字的水平。例如，乾隆《宝丰县志》记载了这样一段逸事，崇祯十五年五月十三日，献忠所部起义军攻克河南宝丰县，“劫集诸生于城东河仄龙王庙。各问姓名， 令勿惊怕。操土音云：‘咱是斯文一气，老子学而未成。’欵语良久，遣各入城，遂拔营去。”(39)张献忠在青年时期曾经当过延安府的捕役，常常受到同事的 欺侮，有不胜压抑之感，乃“拊髀叹曰：嗟，大丈夫安能久居人下耶！”(40)于是决然舍去，参加了农民起义(41)。在同官军作战中，他“临战辄先登，于 是众服其勇”(42)，很快就成了一支队伍的领导人，自号西营八大王。从这时起，直到崇祯十六年建立大西政权，“八大王”的旗号出现在黄河、长江流域的许 多地方，在各部起义军中是一支名震遐迩的部队。
李自成，陕西米脂县人。明朝末年，这里的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早在万历年间，米脂县的农民就在明政府的赋税重压下大批地逃亡。当时的一位知县张可立，对米脂的困苦情况作过这样的描写：
“本县原额地粮草站，除免征奏豁，其实征之数，开载别册，一览瞭然矣。先以十三里之民，耕种前地，办纳前粮，尚多荒逋。矧并里之后，暵疲之馀，在者 仅二里耳。地之愈荒，粮之愈逋，无怪也。且宽衍川地，尽属军屯；峻塉山冈，方为民产。春当种而冻弗消，秋未收而霜已降。糊口实难，竭泽奚忍？目今催督之 令，急于星火，参罚之例，严于震霆。有司即工于催科，如罄室之民何哉！……未荒者因荒粮之赔而尽荒，未逃者因逃粮之加而尽逃。窃不知县事所终矣。边地之 荒，边民之苦，人人知之、悯之。其招来之法，非不明且具也。行之数年，效未一睹，何哉？抛荒之册甫上，督征之令已下，不曰荒者难征也。抚字之望甚殷，参罚 之章□贷，不曰存者赔难也。岂惟百姓剥肤，有司亦束手矣。因荒荒熟，因亡亡存，民之苏也，其何日之有？”(43)
在万户萧疏、百姓流离的环境中，李自成经历了人世间最早的磨炼。万历三十四年（一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他出生在米脂县双泉里的一个农户家里 (44)。祖父名叫李海，父亲李守忠，母亲的姓氏有金姓、吕姓诸说(45)。家境十分贫寒(46)。自成乳名黄娃子，一作黄来儿，幼年曾经被舍入寺庙，唤 作黄来僧(47)，后来又到地主家放羊(48)。成年之后，应募到本县圁川驿充当驿卒。按照谭吉璁的说法，自成“二十一岁应募银川驿马夫”(49)，如果 所言有据，则当为天启六年（一六二六年）。
史籍中保存了一些李自成参加起义以前，备受官府和豪绅欺辱的情况。费密《荒书》记载说：
“父亡，自成年长无依，为米脂县圁川驿马夫。艾乡绅之门有石坊，艾送客忽见自成坦卧其上，怒之。他日又溺于艾乡绅门墙，擒入，箠楚乱下，系于庭柱。 艾之季子出，手持饼啖。自成饥甚，向艾子乞余饼。季子骂曰：‘我宁饲狗，岂以与汝？’投饼于地，脚踏而去，自成深恨。艾乡绅又送官责治，适自成骑死驿马二 匹，追赔比较甚严，又骑死一匹。遂欲走亡，无可依者。”
郑廉在《豫变纪略》里，也有一段类似的记载:
“(自成)为驿卒，能得众。时岁洊饥，邑官艾氏贷子钱，自成辄取之。逾期不能偿，艾官怒，嗾邑令笞而枷诸通衢烈日中，列仆守之，俾不得通饮食。盖欲 以威其众也。诸驿卒哀其困，移诸阴而饮食之。艾仆呵骂不许。自成忿然曰：‘唉，吾即死烈日中何害？’则踉跄力荷其枷仍坐烈日中，竟不饮食，虽惫甚不少屈 也。众益哀之，不胜其忿，遂閧然大譁。毁其枷，拥自成走出城外，屯大林中，不敢出。然犹未至伤人也。而县尉则乘羸马率吏卒执弓刀而往捕之。林莽箐密，不敢 入。相持良久，日且暮，众不得已，杖白梃一閧而出。县尉惊，堕马死；吏卒溃而奔，弓刀器械悉为其有。是夜遂乘势袭城，奋袂一呼，饥民群附，一夜得千馀人， 出而走，转掠远近。旬日间其势益众，又与盗相通为声援，往来奔窜，号曰闯将，俨然自为一部矣。”(50)
李自成后来在发布的《永昌元年诏书》中曾经说，“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51)看了上面的两段引文可以知道，这决不是无根之语，而是如实地反映了他在明王朝统治下所经历过的苦难生涯。
崇祯二年，明廷下令裁减驿站经费，作为驿站马夫的李自成又身受其害，被迫离开了驿站。次年陕西灾荒更趋严重，隔河的山西省又以“防寇”为名，禁止把 粮食卖往陕西。陕北的米价涨到六钱银子才能买到一斗米。饥民们大批流亡外地，参加起义的不少。“米脂人从贼者十之七，邑几空。”(52)正是在这种形势 下，李自成领着本村一批走投无路的群众，参加了不沾泥领导的队伍，踏上了农民革命的征途(53)。康熙《米脂县志》说，“明末李自成，银川驿之马夫耳。因 裁驿站、饥荒，无所得食，奋臂一呼，卒至土崩，不可救！。”(54)这段话多少说明了明朝末年反动统治阶级的所作所为，导致了劳苦群众的揭竿而起，为自身 的灭亡造成了一大批掘墓人。
在起义农民的队伍里，李自成号称闯将，他领导的那一支部队称为“八队”(55)。史称自成“猛勇有胆略”；“御众严，号令一，领一军不敢仰视，以故 制胜，雄于诸寇。”(56)英勇战斗加上纪律严明，这就是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逐渐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崭露头角，创立丰功伟绩的重要原因。
第四节 起义早期的特点
经过长时间酝酿的明末农民起义终于爆发了。这次农民起义由于它所处的历史条件，注定要成为我国封建社会里发展水平最高的一次农民战争。但 是，它自身也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参加起义的群众，需要经过同旧王朝的反复较量，不断地吸取经验和教训，增长斗争的智慧、才干和勇气，才能 够逐渐成熟起来。
在起义爆发的初期，揭竿而起的农民和他们的领袖人物，在思想认识上，作战能力上，军事组织上，都呈现出幼稚的特征。首先，在思想上，起义农民们尽管 拿起了武器，却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开始了推翻朱明王朝的宏伟事业。由于他们的眼光狭隘，还不可能对明王朝的黑暗腐朽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他们仍然认为自 己是朝廷的子民，他们的仇恨往往只是集中在那些直接压榨欺凌自己的官吏和豪绅身上，他们的斗争不过是为饥寒所迫，采取武力挫败官府的催科，并且从富家大户 的粮仓里夺取活命之资。正因为如此，起义农民在这个阶段里，常常受到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一旦朝廷和地方高级官员宣布“赦罪招安”和放赈的时候，起义队伍 中的许多群众以至于不少领袖人物，往往自投罗网，接受招安。他们既然尚未意识到，明王朝维护的正是使自己遭灾受难的暴虐统治，出现这种现象就是毫不奇怪的 了。所以，我们应当如实地把起义初期农民们的接受招安，看作觉悟尚低的一种表现，而不能过分苛责，一见“受抚”就给加上投降，背叛之类的罪名。
其次，起义初期的农民，在组织上是相当松散的。他们刚从逃荒的饥民（即流民）、饥军转化而来，常常牵家带口，队伍庞杂得很(57)。史料中提到他们 的人数时，动辄成千成万，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的兵力在数量上早已对官军占了绝对优势。实际上这是一种假象，真正出阵迎敌的人是比较有限的。
第三，在早期的起义队伍中，虽然有一部分来自现役兵丁或出身卫籍，具有多少不等的军事知识，但多数是吃大户的饥民。他们缺乏军事素养和作战经验，同 官军作战时常常打败仗。由于明朝政府和各级官吏的残酷榨取，迫使大批的饥民涌入起义军。尽管他们敌不过官军，大批地遭到屠戮，人数却在不断增长。等到他们 自己也从斗争中积累起作战经验之后，他们的勇气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就使双方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优势从官军手中转到农民军方面。
第四，这次起义是在西北地区首先爆发的，这里本来就是汉、回、蒙各兄弟民族错居的地方。在明王朝反动统治下，各族劳动人民都同样受到残酷的压迫。所 以，几乎从起义爆发之日起，就有许多回族、蒙古族的人民参加进来，同汉族人民并肩战斗。象绰号为老回回的马守应，就是陕西清涧县最早投身农民革命的一位著 名领袖。他所带领的队伍，在明末农民战争中转战大河南北，为推翻明王朝的统治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五，这次起义的首领人物，甚至于一些部下偏裨以及战士，差不多都起了一个绰号。史籍说，“一时贼首，多边军之豪及良家世职，不欲以姓名闻，恐为亲 族累，故相率立浑名。”(58)这种起浑名、立绰号的做法，主要是起义前期敌我力量悬殊的产物，它一直延续到明末农民战争的中期。后期起义军已经在斗争中 壮大起来，逐渐走向正规化，就普遍地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了。
注释
⑴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之末，《先大父抚贼之谤》。
⑵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一○。
⑶《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
⑷康熙十四年《汉阴县志》卷三。
⑸道光六年《直隶霍州志》卷十六，《機祥》。
⑹康熙三十四年《洋县忠》卷一，《灾祥》。
⑺康熙五十七年《西乡县志》卷一，《僭乱》。
⑻《国榷》卷八八。
⑼乾隆四十九年《澄城县志》卷七。
⑽金日升：《颂天胪笔》卷二一，《附纪》；《熹宗天启实录》卷七七。按：这两部书的记载，都是根据当时陕西巡抚张维枢的奏疏，比较翔实可靠。其他一 些史籍关于澄城起义的记载，就多有失实之处。例如被农民砍死的知县张斗耀，往往误写为张耀采。据《澄城县志》和《蒲州志》(张为蒲州进士)均作张斗耀，可 以同前揭书相印证。
⑾《鹿樵纪闻》卷下。
⑿文秉：《烈皇小识》卷二。
⒀顺冶四年《白水县志》卷上，《扼要》。乾隆十九年《白水县志》卷一，《地理·兵寇》改“白河北王二、种光道倡乱”为“洛河北民王二、种光道聚众为盗。”
⒁管葛山人(彭孙贻)：《平寇志》卷一。《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说，王嘉胤是定边营逃卒。
⒂《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作黄陇山。
⒃同上书卷一。
⒄《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又，该书说“左挂，名之爵，非子顺”。《国榷》卷九一，于崇祯三年正月下记:“陕西边盗王子顺，号左挂子”；六月下记: “王子顺，一名王之爵”；十二月下引总兵杜文焕语:“清涧贼王之舜”。可见爵字乃舜字形近之讹。其他史籍多作王子顺，当从之。此外，《国榷》卷八九，记崇 祯元年十一月，“白水盗王子顺……”；《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也有崇祯元年十一月“白水王子顺反”的记载，似乎把王左挂误认为王二了。
⒅《国榷》卷九一。
⒆《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
⒇《平寇志》卷一；《国榷》卷九一。
(21)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说点灯子原名孟长庚。《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根据杨鹤奏疏写作赵四儿，应当说比较可靠。
(22)《绥寇纪略》卷一；《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二。
(23)《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三、卷四；《国榷》卷九一，引总兵杜文焕语；《平寇志》卷一。《怀陵流寇始终录》说神一元是从辽阳逃回的边兵。又， 《杨鹤对诏狱供状》中说，神一元起义中的另一位首领高应登，也在保安战役中被官军杀害。但史籍中，在这以后仍然多见闯天王高应登的名字。究竟是杨鹤的报告 有错误，还是某些史籍把高迎祥误书为高应登，或者在明末农民战争中，有两位首领人物都叫高应登?现在还不清楚。
(24)孙承泽：《山书》卷一。
(25)《国榷》卷九○。
(26)范景文：《范文忠公全集》卷二，《奏疏》。
(27)据耿如杞《世笃堂集》所收《勤王揭稿》，譁变的军队是张鸿功所统山西镇兵，耿如杞所领抚标营兵和太原营兵，后来也散去七百名。朱由检却不问情由，不据刑律，把耿如杞、张鸿功一并处斩，借以发泄自己因满洲贵族军队深入畿辅的羞怒。
(28)《绥寇纪略》卷一。
(29)梅之焕：《梅中丞遗稿》卷一，《定乱疏》；《崇祯长编》卷三一。关于这次兵变，还可以参看拙稿《李自成起事考》，载《中国史研究》一九七九午第二期。
(30)《杨文弱先生集》卷四，《情急呼天身代父罪疏》。
(31)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五之四，《纪事志·僭国列传》。
(32)《绥寇纪略》卷九云，李自成生于万历三十四年，又说与献忠同岁。余瑞紫：《流贼陷庐州府纪》说，九月十八日为献忠生日。又，《明季北略》卷 十六，《张献忠围桐城》条云“九月初十为献忠生日”。但这条记载，说崇祯十三年九月张献忠在安徽桐城庆寿，实际上那时献忠在四川，所记有误。
(33)《续编绥寇纪略》卷五。
(34)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中，《张献忠》条。
(35)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七，《张献忠记》。
(36)沈颐仙：《遗事琐谈》卷五，《寇祸本末》。
(37)《绥寇纪略》卷一○，《盐亭珠》。
(38)《平寇志》卷三，也有类似记载：“献忠少从军，隶总兵王威麾下，犯法当刑。陈洪范以别将谒威。献忠等十八人己解衣就刑，见陈，仰而乞命，洪 范为之请，威不肯赦。献忠缚最后，年少，貌奇伟。洪范目而异之曰：‘若必不可原，请特贳此儿。’威笑而允之，曰：‘诺。’十七人伏法，献忠鞭一百独免。” 佚名《纪事略》中说：“大盗张献忠者，系陕西榆林卫军，先隶抚军洪承畴标兵。承畴奉敕办寇，献忠随师(中)牟县。承畴见其剽悍亡命，遂充旗手。历行间多 年，鸠凶徒为翼，恃勇逞强，不守兵律。承畴虽每示以法，而不置之以死者，怜其勇也。时有响马绰号黄虎者，啸聚群盗，围掠中牟四十日，承畴率兵逐之，黄虎过 黄河，走山西五台山。献忠率亡命往从之，绰号八大王，改营曰西，示自立也。”同书内还以张献忠自述的口气，叙述了一段他在一六四五年称帝于成都之后，“谕 诸文武”的话说：“如朕微时，曾隶洪承畴标下吃粮，充一旗手，也曾冒矢石，探虎穴。援辽时，朕年未弱冠，亦曾兵刃交接，斩首级十余颗，论起来也博得个一官 半职。岂知对垒交锋处有我，叙功疏上无我。到得恩诏下颁，部议上陈，为官者依然官上加官，到朕名下，不过同众兵分吃些牛酒。朕愤不过，所以自中牟县领着黄 虎时起手，纵横天下，以至今日，抚有兹土，皆赖尔众将士戮力同心所致也。”这类记述虽然绘声绘色，叙述得相当详细。但用有关的背景材料来检验，却很难令人 置信。
(39)乾隆八年《宝丰县志》卷五，《杂志·兵燹》。按：崇祯十五年，张献忠起义军没有到过河南宝丰县，这里记的年代有错误，应当是崇祯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40)康熙六年《陕西通志》卷三一，《杂记·盗贼附》。
(41)关于张献忠参加起义的时间，除了某些不大可靠的记载(如《平寇志》卷一)以外，一般都付之阙如。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五之四，《纪事 志》中说：“张献忠者，延安卫柳树涧人也。为府中快手，不得志，去而从神一魁，领红旗为先锋，有力多诡，同夥咸尊事之。”把张献忠的开始投身农民革命说成 是“从神一魁”，看来不对，因为神一魁兄弟起义是在崇祯三年十一月，而张献忠在这以前就据有米脂县十八寨（诸书都记于崇祯三年，但月份不一致），而且从后 来的活动情况看，他同神一魁部也没有什么关系。总之，目前所见到的史籍，最早提到张献忠是在崇祯三年。
(42)同(40)。
(43)康熙二十年《米脂县志》卷四，《田赋》。
(44)《绥寇纪略》卷九、《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七，都说李自成生于万历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鹿樵纪闻》亦作是年八月；《明季北略》卷五《李自 成起》条，记于同年五月。冯苏《见闻随笔》卷一，《李自成传》作万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已刻”，比上述诸书提前了一年。康照十二年谭吉璁重修《延绥镇 志》，记“万历二十五年(一五九七)八月己已之内西刻”自成出生。这些说法都没有举出原始材料作根据，仅录以备考。
(45)崇祯十五年正月，明米脂县知县边大绶写的塘报稿中说．“贼（指李自成）祖海、父守忠，系本县双泉都二甲人”。见顾炎武：《明季实录》。康熙 《延绥镇志》云，其母吕氏为怀远堡人；《绥寇纪略》卷九、《见闻随笔》卷一，谓其母为金氏。同书又说“自成于高（迎祥）为甥舅”，其母又当为高氏，恐不可 信。
(46)有的史籍说，李自成的家庭本来比校富裕。如说他的祖父“世农自饶”（《平寇志》卷一），甚至还说他娶了一个妓女为妻(《绥寇纪略》卷九)， 后来因为李自成和侄儿李过荒嬉败家，“尽亡其赀”，以致家道中落。这种说法很不可靠。康熙六年《陕西通志》卷三一，《李自成传》，说他“少孤贫，为驿 卒”；费密《荒书》也说其“父为农，贫甚”。明末米脂县知县边大绶，在崇祯十五年正月，掘毁李自成的祖父和父亲的坟墓后，给陕西总督汪乔年的报告里描述的 情况是：墓在荒山野冈之中，没有墓碑，除了下葬时从土中挖出的一个黑碗以外，没有任何殉葬品，足以证明自成的祖父和父亲都是非常贫穷的。
(47)费密《荒书》记载，“自成产时，其父梦一黄衣人入其土窑，故小名黄娃子。”按，《米脂县志》收录当地土语称幼儿为“娃”，费氏所记与当地风 俗相合。《绥寇纪略》卷九，记自成小名为黄来儿。《明季实录》所收米脂县知县边大绶塘报稿中说：“闯贼李自成，幼曾为僧，俗名黄来僧”。又冯苏《见闻随 笔》云：自成“小字硙生”；《鹿樵纪闻》卷下，《闯献发难》条，记“李自成，初名鸿基，小字黄来儿，又字枣儿。”
(48)前引边大绶塘报稿中，记自成曾“为姬氏牧羊奴”，最可信。谈迁《北游录·纪闻上》，《惠世扬》条云“李自成故牧卒，尝给事世扬之门”；光绪 《米脂县志》卷十二，记自成“幼牧羊于邑大姓艾氏”，康熙《延绥镇志》卷五之四说，“十余岁即与回回婆家收马．丧父，为酒佣，日沈醉；主者遣之去，学锻， 又不成。为人耕田，常枕耒而卧，不事事。”
(49)见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卷五之四，《纪事志·僭国列传》。冯苏《见闻随笔》说，自成“年二十余执役银川驿”。按，据康熙二十年《米脂县志》等书，银川驿当写作圁川驿。圁川，又名圁水，即无定河，流经米脂县境。
(50)参考清初当地志书和其他史籍，李自成初起事时，似乎并没有攻下米脂县城，县尉堕马而死也无从证明。郑廉在崇祯十五年，曾经卷入同李自成联合作战的罗汝才部起义军，有可能听到一些起义军首领人物的情况，但由于他在起义军中时间短、地位低，所谈细节不一定很准确。
(51)《平寇志》卷九。
(52)《绥寇纪略》卷一。
(53)各种史籍叙述李自成参加起义的时间很不一致。边大绶塘报中，引述与李自成同里的一个名叫李成的人的话说，李自成“自崇祯三年，西川贼卜 （不）沾泥作乱，流入贼营，不知下落。”康熙二十年《米脂县志》，记“崇祯三年，大旱，夏秋无收。李自成以驿卒失公文，盗起。”(卷一，《舆地》第一)可 以大致确定事在崇祯三年。
(54)康熙二十年《米脂县志》卷五，《邮传》第五。
(55)《绥寇志略》等书说，李自成曾经和侄儿李过一道赴甘肃投入明政府军。崇祯三年，甘镇军队在巡抚梅之焕统率下奉诏入卫京师，途经甘肃金县时， 李自成领导士卒起义，杀金县知县和参将王国，从此走上了农民起义的道路。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请参看拙文《李自成起事考》，载《中国史研究》一九七九 年第二期。又，许多史籍都说，李自成之被称作“闯将”，乃因为他是闯王高迎祥属下的一员将。根据现存档案文献来判断，可以肯定闯将和闯王都是绰号。李自成 同高迎祥之间并不存在从属关系。这点，我们在下面叙述到明末农民战争的进程时，还将进一步阐明。有的书(如冯苏《见闻随笔》卷一，《李自成传》)说，高迎 祥“于自成为甥舅”，有的书又说“自成于高为甥舅”(如《绥寇纪略》卷九)，未必是事实。到目前为止，还不能证明自成的母亲姓高;也没有材料能说明自成妻 高氏是高迎祥的同族。至于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五年以前，称作“八队”、“老八队”，是因为他投入不沾泥手下时，被编为八队。不久，不沽泥受抚，李自成部 和其他几队就成了独立的队伍。换句话说，他从来不是闯王高迎祥下面第八队的首领。康熙十九年《延安府志》，记载崇祯四年十一月，“降贼不沾泥张存孟复叛， 陷安定。王承恩讨克之。贼走绥德，银川驿马夫李自成往从之，为队长。”这里，把李自成参加起义的时间定于四年十一月以后，失之过迟；但指出他是不沾泥部下 的队长则是正确的。康熙十二年《延绥镇志》中说，自成从驿站被裁后，“亦复无聊”。里中“谬相推为里长，使主征会以自给。值催科甚迫，县令笞之，加以杻。 自成脱去，窜入王左挂子、苗美队中，号八队闯将。八队者：一队眼钱儿、二队点灯子、三队李晋王、四队蝎子块、五队老张飞、六队乱世王、七队夜不收、八队李 自成也。”尽管谭吉璁误不沾泥为王左挂，所开列的八队首领名单确凿与否，目前还难以考定，但他也没有把李自成列为高迎祥的部将。
(56)康熙六年《陕西通志》卷三一，《杂记·盗贼附》。
(57)阎尔梅说过，“寇起山陕之初，各携其妻孥、亲戚置营中”，见《阎古古全集》卷六，《流寇议》。
(58)《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一。
第三章 起义初期明政府的对策和义军主力转入山西
第一节 杨鹤主抚政策的失败
当农民起义的火焰刚刚点燃的时候，明朝在陕西的地方官员，唯恐这把火烧到自己身上，耽心朝廷追查责任，会受到严厉制裁。同时又幻想来年夏收 之后，为饥寒所迫的起义农民将会自动解散回乡。于是，他们采取鸵鸟政策，禁止各府县报告“变乱”的消息。崇祯初年任陕西巡抚的胡廷宴，每逢州县以“盗贼” 事上报，就不问情由地把来人打一顿板子，说道：“此饥氓也，掠至明春后自定耳。”⑴然而，纸是包不住火的，农民起义的声势一天比一天高涨，地方官再也无法 掩盖了，只好硬着头皮向朝廷报告。兵部奉旨查核时，地方官又互相推诿。陕西巡抚胡廷宴说是延绥巡抚岳和声管辖的边兵作乱，岳和声又说是陕西内地的饥民为 “盗”。陕西巡按御史吴焕在疏中则各打五十大板，说“盗发于白水之七月，则边贼少而土贼多。今年报盗皆骑锐，动至七八千人。则两抚之推诿隐讳，实酿之 也。”⑵不久，岳和声病死，胡廷宴罢斥，改以刘广生巡抚陕西，张梦鲸巡抚延绥。这时陕北的农民起义已经初具规模了。
在如何处置业已揭竿而起的农民问题上，明朝廷和地方官员总的来说，都主张剿抚并用，但究竟以剿为主还是以抚为主，就常常出现意见分歧。崇祯二年二 月，明陕西三边总督武之望病死，朱由检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接替。杨鹤抵任以后，看到陕西各地的灾荒十分严重，无衣无食的饥民千百成群地加入到起义队伍中 去，使他所部署的军事追剿收效甚微，官军疲于奔命，起义农民却有增无已。他感到光靠军事手段解决不了面对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崇祯二年底奉诏抽调大批精 锐开赴京畿勤王，又便他深惑兵力不足，穷于应付。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杨鹤提出了招抚为主、追剿为辅的方针。崇祯四年正月，他在疏中指出，“盗贼”之 起，“总因饥荒之极，民不聊生。”采用剿的办法需要调集大军，“行粮犒赏，所费不赀”，结果仍然是“诛不胜诛”，“屡剿而屡不定”。采取招抚的办法要想真 正取得效果，也必需由政府拨款帮助农民度过难关。他说：“盖解而散，散而复聚，犹弗散也。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插， 必实实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而后谓之真安插。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臣所谓欲行剿抚之实著，必有剿抚之实费 者此也。”他还指出，如果只是“空言”招抚，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那就是“徒以抚愚贼，是即以贼自愚，此不终日之计也”。最后，杨鹤认为剿和抚都要花费 大笔金钱，效果却不一样，“况费之于剿，金银一去不还，且斩首太多，上干和气。费之于抚，金钱去而民在，活一人即得一人性命，盗息民安利莫大焉。”⑶
杨鹤把农民起义看作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从比较长远的观点为明王朝最高统治者出谋划策，主张把钱花到招抚赈济上而，帮助农民复业。这样做不仅可以 弭患消萌，而且农民安插既定之后，政府还可以继续征收赋税，所以说“利莫大焉”。如果一味主剿，把钱用于军费，不仅无法恢复社会生产，花掉的钱不能通过赋 税形式收回来，而且他自已的经验也证明，不解决农民的生活问题，参加起义的人势必越来越多，剿局既不易结，后患也更加严重。这就是杨鹤建议以抚为主的主要 原因。
杨鹤的主张得到相当一部分廷臣和地方官员的支持，崇祯皇帝也一度认可。崇祯四年正月的一次廷对当中，朱由检就明确指示陕西参政刘嘉遇说：‘寇亦我赤 子，宜抚之。“刘嘉遇连忙答应道：“今正用抚。”⑷同月，朱由检在内外臣工的再三呼吁下，勉强拿出帑金十万两，派御史吴甡赍往陕西放赈⑸，“招抚流盗”。 为此发布诏书说：
“陕西屡报饥荒，小民失业，甚至迫而从贼，自罹锋刃。谁非赤子，颠连若斯，谊切痌瘝，可胜悯恻。今特发十万金，命御史前去，酌被灾之处，次第赈给。仍晓谕愚民，即已被胁从，误入贼党，若肯归正，即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⑹
杨鹤的主张既经朝廷批准，就有恃无恐地在陕西大力推行。当时东路起义军王嘉胤、罗汝才、张献忠、马守应、李自成、蝎子块等部，都已经渡河进入山西。 留在陕西的主要是西路各支起义军，其中神一魁所部力量最大。崇祯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神一魁统众六、七万人包围庆阳府城，并且分遣部队攻克合水县城，活捉知 县蒋应昌，一时声威大震。杨鹤当时手头没有多少兵马，只好委派宁州知州周日强等人前往招安。神一魁同意后，在三月初九日派孙继业、茹成名等大小头目六十余 人，率众至宁州接受招安，同时送回合水知县蒋应昌和保安县印。杨鹤为了张扬其事，命周日强在城楼上安设龙亭，导引“受抚”头目在龙亭前跪拜，山呼万岁，然 后到公署拜谒杨鹤，再一道前往关帝庙起誓。经过这么一番表演，算是达成了招安的协议。十六日，神一魁亲自赴宁州投见总督。杨鹤摆出一副恩威并用的架势，先 数落神一魁犯有十项“罪行”，然后宣敕赦免，授予神一魁守备官职的箚付，散给降丁以饥民印票，勒令解散遣送回乡⑦。
这时，御史吴甡携带着朝廷颁发的十万两银子来到陕西，同府县官一道招抚放赈。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流离在外的饥民纷纷回籍领取救济，不少起义军的首 领也率部受抚。如点灯子受抚于清涧；满天星受抚后，杨鹤从他一万二千人的队伍中，选拔骁勇留在营中，其余解散回乡；上天龙、王老虎、独行狼、郝临庵、刘六 等部，也一度受抚。除了进入山西的以外，留在陕西的各部几乎都接受过明廷的招安。从吴甡依据亲身经历写出的记载中，可以窥见这种抚局的一点实际情况：
“道路皆怨抚、道招安贼首，给劄予官．占据要村，纵其党众，剽掠四乡，谓之打粮。予行去延郡二十里许，获报前山皆贼。予势不可退，令军弁执赈抚饥民牌单骑驰往，谕之曰：‘朝廷钦命赈院来赈汝矣，各归乡里候赈，聚此无为也。’贼众诺而退。”⑻
吴甡所说“道路皆怨”，当然是指家有余粮的富室。他的记载表明，在抚局羁縻下的起义农民，一方面对政府怀有希望，另一方面为了眼前不致饿死，又不得不四出打粮。主剿派人士正是抓住了这一点，呼之为“官贼”，对招抚政策展开猛烈攻击。
杨鹤的抚局没有推行多久，就以失败告终。抚局的失败表现为两点：一是进入山西的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二是在陕西的起义军出现所谓“旋抚旋叛”的问题。
关于起义农民“旋抚旋叛”的原因，本来是非常简单的。农民们的起义是由于天灾、人祸，衣食无着，与其坐而待毙不如铤而走险。明廷虽然宣布了招抚政 策，并没有解决农民们迫在眉睫的生活问题。史料记载，吴甡赍来的赈银十万两，加上藩王以下捐助的五万两和粮食二万石，“所救不及十一”⑼，无异于杯水车 薪。崇祯四年七月，李继贞的疏中说得很明白：“前赈臣携十万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万人，而斗米七钱，亦正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赈臣回奏，前十万金 果足乎？不则当早沛恩膏．虽内帑不宜惜也。”⑽李继贞在这里给朱由检算了一笔账，指出朝廷发放的赈金远不足以解决农民的生活和安置问题。所以，他劝告皇帝 要从大处着眼，不要顾惜内帑。这种话对于好货成癖的朱由检，是很难入耳的。饥民饥军既然无以为生，要他们放下武器就只能是一种幻想。这一点，杨鹤本人又何 尝不清楚。他在崇祯四年七月的奏疏中说：“诸贼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此必然之势。”⑾他费尽心机，勉强维特着对神一魁部 的抚局。可是，从山西返回的点灯子、上天猴、浑天猴等部起义军，却在五月间一举攻破金锁关（在今陕西铜川市境），杀死都司王廉。七月二十九日，又有西路起 义军中的李老豺、独行狼部攻占中部县（今陕西黄陵县）⑿。真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杨鹤的抚局成了一个不堪收拾的烂摊子。
主剿派的杀降，也是招抚政策破产的原因之一。有的起义农民在受抚以后，竞被官府设计诱杀。例如，王左挂在崇祯兰年受抚于清涧地区，同年八月，陕西巡 按李应期、延绥巡抚洪承畴和总兵杜文焕秘密策划，事先布置官军把王左挂、苗登云等九十八人全部杀害。又如崇祯四年四月，“洪承畴命守备贺人龙劳降人酒，降 人入谢，伏兵斩三百二十人。”⒀农民们从一再受骗当中逐渐清醒过来，认识到只有斗争下去才能死里求生。
朱由检原来以为只要颁发一纸赦书，略加赈济，就可以把起义农民遣散归里，依旧充当纳粮当差的“良民”。受抚者的“旋抚旋叛”，使他的如意算盘落空 了。于是，他不顾自己曾经亲笔写下“杨鹤相机招安，允协朕意”的批示⒁，一变而为主剿。四年五月，他在谈到李应期等诛杀受抚首领王左挂时，公然声称：‘贼 势猖獗，招抚为非，杀之良是。“⒂接着便把责任一古脑儿推到陕西三边总督杨鹤身上。这年九月，朱由检下令说：
“杨鹤总制全陕，何等事权。乃听流寇披猖，不行扑灭，涂炭生灵，大负委任。著革了职，锦衣卫差的当官旗，扭解来京究问。员缺推堪任的来用。练国事姑著降三级，戴罪剿贼自赎，如仍玩纵，定行重治不宥。”⒃
杨鹤的被罢官，标志着明廷在策略上，由以抚为主向以剿为主的转变。在明末官僚士绅的著述中，常有杨鹤主抚遗祸天下的说法。他们认为，“流寇”初起的 时候力量并不大，只要调集官军一鼓而歼之，就可以把农民起义扼杀在摇篮之中。只是由于杨鹤一意主抚，才使农民起义得以发展起来，以至于不可收拾。因此，在 主剿派的心目中，杨鹤成了众矢之的，被视为罪魁祸首。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一、杨鹤并不是单纯主抚的，在任职期间他也曾多次组织官军对起义农 民进行攻剿。只是由于精锐部队被调去京畿勤王，在力不从心的情况下，才更多地采用招抚的办法。二、在明廷这个反动营垒中，杨鹤是比较能够正视现实的。他看 到单纯军事追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主张通过招抚安插的办法，使起义农民解散归农，本来是从反动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着想，并不是出于对农民的同情。然而，杨 鹤的主张毕竟以他自己的被撤职、下狱、遣戍而宣告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不是由于农民的觉悟已经提高到不同明王朝妥协的程度，而是由于朱由检之流的鄙吝和 短视。
朱由检的为人，颇有点乃祖万历皇帝朱翊钧之风。史家说他“言脧削则喜，请兵食则怒”⒄，“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命，密如牛毛”⒅，是一点也不 过份的。在农民已经被迫拿起武器来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的时候，他不仅没有设法减轻农民的负担，反而加紧了压榨。崇祯二年七月，户部左侍郎李成名眼见催征饷 银实在难以足额，建议以九分为率，朱由检却仍坚持按十分通解⒆。三年九月，巡按御史李应期要求豁免陕西一省的欠赋，朱由检拖到这年年底，才勉强答应免去崇 祯元年和二年积欠在民的税额，当年的欠税仍不准免⒇。四年二月，户部无钱发兵饷，向皇帝乞讨内帑，朱由检也一口拒绝(21)。特别是在崇祯三年十二月初一 日，他又发布了全国增派辽饷的诏令：
“向缘东事倥傯，履亩增赋，豁寝无日，久轸朕怀。乃迩来边患靡宁，军兴益急，户部谘奏再绥，请于每亩除见加九厘外，仍再征银三厘，前后共银一分二 厘。惟北直保、河六府向议免征，今量行每亩加征六厘。前项俱作辽饷，事平即行停止。朕因廷议既协，权宜允从。凡我百姓，各有同仇之志，能无好义之 思？……”(22)
同月，户部管理新饷的右侍郎周士朴报告说，加派和杂项两种赋税，经过多次催促，各地仍然没有解运到部。要求严诘各省巡抚和巡按御史，限部文到达三天 之内，开列拖欠官员职名具奏。朱由检立即同意由“户部勒限各抚按查拖欠根因，一一指名纠参，以凭惩处，如过限不参，一体重治。”(23)为了防止官官相 护，他在次年九月，特别派了个“有心计”的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设署建牙，以总督体统行事(24)。四年十二月，朱由检见考选官员中，不少人 在任职期间没有征足钱粮，大发雷霆，把户部尚书毕自严关进监狱。廷臣上疏营救，他痛加训斥。“自是考选，唯论钱粮，不及抚字，士风一变。”(25)
明廷一面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企图运用招抚的手法瓦解农民起义；一面又凶残暴戾地加紧向农民追逼赋税。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充分暴露了朱由检等 人的伪善嘴脸。当时奉命前往陕西赈济灾民的御史吴甡就说过：“是时州县官仍行催科，死逃徭粮，皆责见在户代纳，流离载道。”(26)
饥民们拿着受抚时发给的“免死票”回到家乡，等待他们的依旧是饥饿和官府的追呼敲朴，除了重新组织起义，没有别的道路可走。吴甡在奏疏中说：“延长 长川、安定、清涧、绥德、米脂、吴堡、葭州皆其原籍，解散者一二，啸聚者千百。乡村打粮日无宁刻，士民称为官贼。人人恨招抚矣。”(27)这指的是那些士 绅豪族，他们的见解同朱由检倒是一致的：农民们如果不“安分守己”地死于饥寒或官府的枷责，那就动用武力加以剿灭。总之，为了他们的享乐和安宁，农民们不 应当有活路。
第二节 起义军在山西的发展
陕西农民起义之后不久，就开始小规模地越过黄河，进入山西。开初是倏来忽去，后来由于山西地方当局借口“防盗”，下令闭粜，禁止把粮食运进有起义农民活动的灾荒地区。这样，陕西起义农民强行渡河入晋就不断增加。
起义军大规模地进入山西是在崇祯三年。从这年二月开始，老回回马守应、八金刚、王子顺、上天猴等部渡过黄河，攻克了蒲县。然后分兵两路：东 路沿赵城，洪洞、汾州，霍州一线；西路沿石楼、永和、吉州、隰县一线活动(28)。十月二十八日，由于饥民的内应，起义军占领了晋西北重要城镇河曲，控制 了黄河渡口(29)。由于明政府改变了以抚为主的政策，调集大军由新任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指挥，加紧了对陕西农民军的追剿。在军事上受到压力的各部起义 军，陆续转移到黄河以东。因此，从崇祯四年到六年，起义军活动的重心是在山西境内。除了早先入晋的几支起义军外，王嘉胤、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等部都先 后进入山西。其中实力最强的是王嘉胤部。
起义军的大举入晋，使明政府山西当局深感不安。他们一面调派兵员堵剿，一面指责陕西当局“以邻为壑”，没有将起义军就地歼灭。然而，严酷的 阶级对立在山西也同样存在。来自陕西的义军不过起了一种催化作用而已。起义军所到之处，得到了山西贫苦群众的热烈欢迎，大批破产农民涌进了起义队伍，有的 州县农民也自发地举行起义。崇祯四年三月，太仆寺卿郑宗周上言：
“盖晋土自天启初年以来，无岁不灾，而去年尤甚。重以沿黄之派，急于星火，转运艰难。在朝廷虽算价二十二万，而民间所费实已不止百方。有司 但顾考成，新旧并催，鬻子卖妻，剜心敲髓，民之皮骨已尽。今日春雨未沾（指朝廷分文不予救济），风霾日异，人心汹汹，朝不保夕。弱者转于沟壑，强者嗔目语 难。斩揭四起，势所必至。”(30)
另一位明朝官僚则说：“沁（阳）之南暨邑（指阳城县）东西，贼建号树帜者不一而足，或以万计，或数千．既揭竿，胁从者且十五六．至若上党 （今长治）、汾水亦不啻几过。”(31)崇祯三年底，一位山西乡绅就指出：“始之寇晋者，秦人也；今寇晋者，半晋人矣。二三月间，从贼者十之一，六七月而 从贼者十之三，至今冬而从贼者十之五六矣。”据此，他提出“欲除晋之盗，莫先欲抚晋之贫民。”(32)只知道从农民身上榨取钱财的明政府，根本不思救济贫 民，山西的农民起义日益扩展就是很自然的了。
崇祯四年五月，王嘉胤的队伍进展到晋东南的沁水、阳城一带。明政府虽然派了悍将曹文诏部尾随追击，却因为“贼势甚众，不能取胜。”(33) 军事上既然无能为力，官军就转而采取阴谋手段。曹文诏听说部下士卒张立位的姐姐是王嘉胤的妻子，就亲自秘密找张立位谈话，布置他诈降充当内应。王嘉胤在裙 带关系面前丧失警惕，竟把这个内奸当作亲信，任用为帐前指挥。六月初二日，张立位同他的姐姐和王嘉胤的部将王国忠串通一气，用酒把王嘉胤灌醉刺死 (34)。随即放火为号，同曹文诏部官军里应外合，直扑起义军营垒。起义军大乱，遭到严重损失。王嘉胤手下的右丞白玉柱投降。左丞紫金梁（即王自用）领着 余众逃出，会合山西境内的他部义军，声势复振。
史籍记载紫金梁会合的起义军一共有三十六营，众号二十万。这三十六营的首领人物，各种文献记载详略不等。其间也有传闻失实的地方。为了使读者对在山西活动的起义军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里举出当时山西一个乡绅的记载供参考：
“紫金梁其首也，余八大王（张献忠）、扫地王、邢红狼，黑煞神、曹操（罗汝才）、乱世王、闯将（李自成）、撞塌天（当即闯塌天刘国能）、满 天星、老回回（马守应）、李晋王、党家、破甲锥、八金刚、混天王、蝎子块、闯王（高迎祥）、点灯子（赵胜）、不沾泥（张存孟）、张妙手、白九儿、一阵风、 七郎、大天王、九条龙、四天王、上天猴（刘九思）、丫头子，齐天王、映山红、催山虎、冲天柱、油里滑、屹烈眼（当即革里眼贺一龙）。”(35)
这里需要指出三点：一是各种史籍的作者，对当时农民军的内部组织情况不一定了解得那么清楚，难免发生错误；二是起义军的行动经常在变化，有 的队伍时而在山西，时而又返回陕西，更增加了记叙的困难；三是说以紫金梁王自用为首，其实他当时只是各部起义军一种松散联盟的盟主，各部首领的独立性是非 常大的。
明政府在确立以剿为主的方针以后，三边总督洪承畴加紧了对农民军的镇压。这时，满洲贵族入侵畿辅地区的军队早已饱掠而还，明廷可以腾出手来 了。陕西总兵王承恩、甘肃总兵杨嘉谟等部勤王兵，先后被调回陕参加追剿。官军齐集陕西，农民军就转入山西。洪承畴一面派出官军追剿留在陕西的起义军，一面 抽调兵马尾随入晋，配合山西官军夹剿。崇祯四年七月，点灯子赵胜在陕西连续遭到官军的追击，立脚不住，被迫转入山西。洪承畴和部将曹文诏、艾万年追过黄 河。九月十八日，赵胜部在晋西石楼县遭到官军的夜袭．由于变生意外，赵胜在匆忙中“裸身提刀欲战”，被官军砍死。(36)
赵胜部虽然遭到挫折，起义军在山西境内却仍然发展很快。各部分头作战，流动不居，使官军疲于奔命。是时，山西的起义军主要活动于三个地区， 一是平阳（今晋南临汾一带），一是泽、潞（今晋东南晋城，长治一带），一是汾、太、沁、辽（今晋中地区）。明廷命宣大总督张宗衡驻平阳，统部将白安、虎大 威、李卑、贺人龙、左良玉等士卒八千人，负责今晋南、晋东南四十一州县的追剿事宜，山西巡抚许鼎臣驻汾州（今汾阳），统领张应昌、苟伏威、史记、颇希牧、 艾万年等部士卒七千人，镇压今晋中地区的义军。由于防区过广，起义军又好比水银泻地，无所不在，官军的追剿很少收到预期的效果。
到崇祯五年，李自成在山西境内的各支起义军中已经崭露头角，成了重要的首领之一。这年八月，山东道御史刘令誉上言：
“有自贼中逃回者言，旧在晋中贼首掌盘子等十六家，最枭獍者为闯将、紫金梁，戴金穿红，群贼效之。遂皆以红衣为号。”(37)
同年七月，“李自成、八大王（张献忠）、老回回（马守应）、紫金梁（王自用）、翻山鹞（高杰）等寇掠蒲县。攻城三昼夜，不克。是夜，贼令精 锐三百人袭大宁，三更城陷。八月，自大宁袭隰州，守备高逸开北门遁去。知州杨玮拒守，射伤贼甚多．中流矢坠东城下。贼住城中三日”(38)。攻克隰州、大 宁的起义军是否包括李自成、张献忠，马守应、王自用等部在内，史籍记载有分歧(39)；但李自成当时已经是一位重要首领则是可以肯定的。
这年秋冬，起义军向东发展，转战于沁水、阳城、高平、陵川、潞安、长子等地，先后攻克了寿阳、泽州（今晋城）。九月间，李自成等部从晋城南 面两省交界处的大口攻入河南。十四日，攻克修武(40)，兵锋直逼怀庆府城。河南乡绅张惶失措，联名上疏请救。朝廷急调昌平镇副总兵左良玉，带领二千多名 官军赶赴怀庆。十二月，明宣大总督张宗衡所部官军，尾追紫金梁、邢红狼等部经阳城、泽州、高平、长子，屯留等县境。紫金梁等率部转入山区，官军因连日追剿 业已困惫不堪。这时，李自成同八金刚、过天星带领的一路起义军已经由河南修武、怀庆地区北入山西，出现在武乡县境，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五鼓，一举攻克辽州 （今左权县）。
李自成等部的攻克辽州，使明宣大总督张宗衡和总兵尤世禄大出意料。尤世禄在塘报中说：“职所尾之贼系紫金梁等，而闯将等系西河之贼，不知何 故放松，令其蹂躏东向。惟恐有破巢覆卵之患，于是不暇顾所尾之贼，急拟走辽州应援，以全疆土。”(41)尤世禄被迫放弃对紫金梁等部的追剿，于十二月二十 八日赶到辽州城下。经过两天的围攻，起义军据城展开了顽强的抵抗。尤世禄和他的儿子副将尤人龙都被射伤。后来，李自成等起义军首领为了避免据守孤城为官军 围歼，决定夺门而出，且战且走地摆脱了官军的追击。辽州之战是起义军进入山西以后，同官军展开的一次比较重要的战役。达次战役虽然打乱了明政府的追剿计 划，使紫金梁等部得以顺利转移，但是李自成等人的一度据守辽州城是不策略的，光是在突围时，起义军战士就牺牲了一千三百人(42)。
第三节 陕西起义军的坚持斗争
在大部分起义军渡河进入山西以后，陕西的农民起义并没有消沉下去，有好几支起义军仍然在当地坚持斗争。崇祯四年九月，神一魁重新起义，占领 了宁塞县城。不久发生内乱，神一魁被部将黄友才等杀死。十一月，谭雄部起义军两次攻入安塞县。明陕西总督洪承畴派副总兵曹文诏围攻宁塞的黄友才部约捍 鸥弊鼙畋盎岷献鼙醭卸魍グ踩Ｕ馐保蛔恰⒁欢湓啤⒀炱斓嚷势鹨寰Ф嗳耍佑愫哟ǎㄔ谟芰窒鼐常┏龇ⅲ蝗唤职捕ǔ窍隆！俺侵衅睹窈薷蝗 恕保谟Γ鹨寰炜税捕?43)。明总兵王承恩到达安塞后，诱杀谭雄等五人(44)，移兵进攻安定，起义军被迫撤走。与此同时，混天猴部义军攻克甘 泉县，夺得饷银十万八千两，处死知县郭永图。河西兵备道张允登也被击毙(45)。接着，这支起义军又攻克葭州，兵备道郭景嵩毙命。陕西总督洪承畴急忙檄调 曹文诏、张全昌部合剿。五年正月，混天猴派部卒伪装米商进入宜君县，乘夜里应外合夺取了县城。接着又占领了保安、合水二县。
这个时候，原属神一魁部下的郝临庵、刘六（刘道江）、可天飞等部也在甘肃庆阳、环县一带重新起义，四出攻击，一时活跃得很。崇祯四年十二月，黄友才 和刘五、郝临庵、可天飞等部围攻环县，明署县印同知赵应兰惊惶手措，自缢身死。洪承畴调甘肃总兵杨嘉谟、宁夏总兵贺虎臣来救。黄友才被官军火铳击死，可天 飞和郝临庵率领部众撤往甘肃环县以北，地名东川、西川的高山深涧地带。崇祯五年二月，可天飞、郝临庵又围攻庆阳府城。洪承畴派临洮总兵曹文诏领兵来救。三 月十三日，曹文诏和甘肃总兵杨嘉谟，同起义军作战于西壕，起义军大败，牺牲了一千多人(46)。四月，不沾泥张存孟在西川设立十七哨六十四寨，领兵进攻米 脂、葭州。明延绥巡抚张福臻、陕西总兵王承恩等统马、步兵三千与洪承畴会合，向起义军发起猛攻。不沾泥战败，和刘民悦一起被官军俘斩于绥德。七月，混天猴 也被明军马科部击杀于延水关。
官军依仗优势兵力，屡次击败留在陕西的起义军。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练国事、巡按御史金兰等即抓紧时机，部署对起义军设在铁角城一带的基地（今甘肃 环县北）进行围剿。铁角城山高沟深，形势险要，历来是官府统治薄弱的地方。郝临庵、可天飞等部长期在这里“分地耕牧”(47)，“为持久计”(48)。崇 祯五年八月，洪承畴一面调集大军进剿，一面派出间谍“借招抚为名，前赴各贼营，授以密计，与以重赏，潜行反间，令其以贼杀贼。”(49)农民军势不能敌， 一些动摇分子纷纷投降。其中如白广恩率部投降后，立即充当了明政府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他领着官军直奔起义军首领可天飞（何崇谓）的营地何家老寨，可天 飞不幸阵亡。叛徒白广恩用起义农民的鲜血，换得了自己的加官晋级，后来一直升到总兵，明亡前夕朱由检还授予他荡寇将军的称号。十月，新任延绥巡抚陈奇瑜派 总兵王承恩，往剿一座城、薛红旗部起义军。一座城被叛徒乔六郎所杀，薛红旗和一字王（拓先灵）也在骨都寺为明靖边兵备道戴君恩击杀。十一月，曹文诏等部官 军追剿郝临庵、独行狼部于陕西耀州锥子山，起义军败北，撤入凤凰山。监军道樊一蘅见山险难攻，派间谍进入起义军中，引诱不稳定分子杀害郝临庵、独行狼，拿 着他们的首级向官军投降。这时，洪承畴以为大势已定，就食言自肥，从投降人员中拉出四百名所谓“狰狞慓悍者”惨加杀害，充分暴露了反动统治者的阴险狡猾 (50)。至此，在陕西坚持斗争的各支起义军，基本被明政府血腥镇压下去。据明巡按御史范复粹崇祯六年的奏报，陕西起义军在作战中被杀的有三万六千六百多 人。至于一般群众遭到官军杀戮蹂躏的更是不计其数。
陕西的农民起义一时沉寂了下去，而进入山西的起义军却越战越强。他们象决堤的洪水一样，冲入明帝国的腹心地区，把农民革命逐渐推向高潮。
第四节 起义军的诈降和突破黄河天险
陕西的起义农民被淹没在血泊中后，明廷即着手加张山西的围剿力量。崇祯五年十二月初七日，临洮总兵曹文诏奉命和部将马科、曹变蛟等人一道， 带领“逐一挑选、屡经战阵”的马步兵丁三千五百人由甘肃庆阳开拔，经潼关渡河，前往“山西蒲州、河津贼聚等处，转至平阳、潞安一带各贼四犯地方”。 (51)明廷对曹文诏部入晋会剿寄予很大希望。朱由检亲自批准给他先加升一级，授权“节制秦，晋诸将。”(52)马科、曹变蛟等也分别升官以资鼓励。统治 者希冀把陕西的战果扩大到山西，一场围歼山西起义军的战斗就要开始了。
为了对付麋集山西的官军，起义军采取了避实就虚的策略。崇祯六年正月，他们东跨太行山进入畿辅地区，出现在顺德（今河北省邢台地区）、真定（今正定）两府境内。这使明政府深感不安。给事中孟国祚上言说：
“畿南咽喉重地，顺德为大平原，千里直走京师，非有河山为之蔽也。今晋有曹文诏、张应昌；豫有左良玉、邓玘，贼将何之乎？昔之秦驱于晋，晋驱于豫者，今转而驱之顺德矣。”(53)
为了堵御起义军进入畿南平原地带，保护京师的安全，明廷急忙抽调通州兵二千，昌平兵二千，会同保定总兵梁甫部八千人，配合大名兵备道卢象升和山西官军夹剿。
在同官军作战中，起义军充分发挥了流动作战的优越性，他们在晋、冀、豫三省接境地区不断转移，避开官军的重兵，相机出击。这就使官军处于被动挨打的 地位，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激化了。兵部指责“河南不塞太行之险，揖贼使入，不得无罪。”(54)河南的乡绅们向朝廷请求，由陕西总督洪承畴兼管山西、河 南军务。兵部同意了这个方案，认为可以统一事权，防止各省互相推诿，便于全面部署对起义军的围剿。兵部还建议洪承畴移驻三省交界的潼关，监制山西、河南二 巡抚和曹文诏、邓玘、张应昌三总兵。可是，这时朱由检还不愿意让臣下掌握较大的权力，没有同意。他把起义军活跃于三省归咎于官军作战不力，派太监陈大奎、 阎思印、谢文举、孙茂霖为内中军，分别出任曹文诏、张应昌、左良玉，邓玘四镇的监军。这件事进一步暴露了朱由检独夫民贼的反动本质。他的统治越是不稳，就 越不相信人。在他看来，太监是自己身边的亲信，派到军中充当耳目，可以防止文武官员的欺蒙。实际上，宦官们擅长的只是巧言令色骗取皇帝的信任，借以招权纳 贿。在军事上他们完全是外行。所谓“监纪功过”，不过是给他们提供一个发财的机会罢了。地方上的文武官员，为了让他们在皇帝面前说点好话，从贪污所得中分 给一些油水，也就串通一气，互为表里了。以惩治阉党而一度博得好评的朱由检，在失望之余，终于走上了万历、天启两朝重用宦官的老路。
起义军在畿南地区同官军作战互有胜负。由于当时起义农民的力量还敌不过官军，华北大平原上又无险可据，在朝廷逐渐加强这一带防守力量以后，起义军就 转入太行山区。明潞王分封在卫辉府（府治在河南汲县），他眼看农民军在豫北的力量越来越大，封地岌岌可危，乃上疏告急，请求朝廷“早行剪薙，毋轻视贼。” (55)朱由检特命倪宠、王朴任总兵，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为监军，统京营兵六千往豫北征讨义军。官军倚仗优势兵力，逐渐把起义军主力压缩在河南省的黄河以 北地区。明政府以为北有重兵，南扼大河，可以把起义军消灭在这里。
崇祯六年五月，起义军的一位重要首领紫金梁（王自用），在河南济源病死了(56)。王自用在王嘉胤牺牲以后，曾被在山西的各支起义军推为盟主。后由 于明官僚施展离间计，使紫金梁和其他首领人物之间有了隔阂。据某些史籍记载，他本人也曾发生过动摇，有接受明政府招安的企图(57)。尽管如此，王自用在 当时仍然是一位有影响的领袖人物。明河北兵备道曹应秋就说过：“惟紫金梁死，其党归闯将，无复称其号。此贼似能统领诸贼也。此贼死后，众贼各自为队，时分 时合。”(58)这说明王自用的病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起义军处境的困难。
崇祯六年冬，明政府调来的官军云集于晋、冀、豫三省的交界地区。由于当时主要的战场已经移到了豫北，因此河南省的官军称为主兵，共有八千三百余名， 山西、河北和京营客兵达一万九千六百人，加上曹文诏等所统陕西兵，参加围剿的官军总数当在三万以上(59)。起义军活动的余地越来越小，粮食给养都极感困 难，面临着被官军围歼的危险。于是，起义军首领们竭力谋求摆脱困境的办法。十一月，张妙手、闯塌天、满天飞，邢红狼、闯将（李自成）等，向京营总兵王朴伪 称愿意接受招安，“叩首言：我等皆良民，因陕西荒旱，致犯大罪。今誓归降，押还故土复业。”王朴和监军太监杨进朝、卢九德不知是计，以为不费吹灰之力，便 可顿时弭平大患，同意接受投降。十九日，起义军首领人物贺双全、张妙手等十二人，亲至河南彰德府武安县（今属河北省）面见王朴、杨进朝、卢九德以及兵备道 常道立，表示接受招安的“诚意”。杨进朝等信以为真，马上向朝廷奏报，同时停止了对起义军的进剿。据史籍记载，当时在武安开报的诈降起义军首领名单为：
贺双全新虎 九条龙
闯王（高迎祥）领兵山 勇将
满天飞一条龙 一丈青
哄天星（当作混天星—引者）
三只手一字王 闯将（李自成）
蝎子块满天星 七条龙
关锁（当作关索—引者）八大王
皂莺张妙手 西营八大王（张献忠）
老张飞诈手 邢红狼
闯塌天（刘国能）马鹞子
南营八天王胡爪 哄世王（当作混世王—引者）
一块云乱世王 大将军
过天星（惠登相）二将
哄天王（当作混天王—引者）
猛虎独虎 老回回（马光玉）
高小溪扫地王 整齐王
五条龙五阎王 邢闯王
曹操（罗汝才）稻黍杆 逼上路
四虎黄龙 大天王 皮里针
张飞石塌天（当系射塌天李万庆—引者）
薛仁贵金翅鹏 八金龙
鞋底光瓦背儿 刘备
钻天鹞上天龙
共计六十一名(60)。
起义军以伪降为掩护，麻痹了明朝当事的文武官员，向官军士兵和地方百姓购买裘、靴等衣物，积极准备渡河而南。二十四日，天气骤寒，山西垣曲到河南济 源之间的一段黄河封冻成桥。起义军乘官军不备，用门板铺在冰上再加一层土，分三路驰马而过，到达河南渑池县境的马蹄窝、野猪鼻。明河南防河中军官袁大权仓 猝迎战，被起义军击毙。起义军主力就这样一举突破了黄河天险，把明政府调来的重兵甩在后面(61)。从此，农民军在更广阔的地面上往来驰骋，明末农民战争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⑴《怀宗崇祯实录》卷一。
⑵《国榷》卷九○。
⑶《崇祯长编》卷四二。兵部职方司李继贞也有类似主张，他在崇祯三年十月上疏请赈延绥说：“皇上以数万金钱而活数十万生灵，福泽其大焉。活数十万生灵而农桑复业，赋税尝（常）供，所获不止数十万金钱也，利莫大焉。”见《延绥纪略》卷一。
⑷《国榷》卷九一。杨鹤在《微臣负不白之冤事题本》中说：“伏覩皇上召对计吏，临御平台，圣谕有言：流贼原是中原赤子，不可纯以剿为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三页。
⑸《崇祯长编》卷四二载：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帝以延镇岁祲民饥，命户，兵二部发银十万两，遣御史吴甡前往赈济。仍令府州县有司设法凑济，以杜乱源。”《崇祯实录》说这十万两银子出自户部和工部。其他史籍都只说是发帑金，没有指出是部帑，还是属于皇帝的内帑。
⑹《国榷》卷九一。杨鹤在崇祯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题本中引用这个诏书的文字略有不同：“朝廷轸念饥贫，特行赈赍。嗟尔百姓，何故不安本分，甘作非为？即有已被胁从，误投贼党，若肯归正，便为良民，嘉与维新，一体收恤。”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十一页。
⑺参看杨山松：《孤儿吁天录》卷之末，《先大父抚贼之谤》以及《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绥寇纪略》卷一引新任陕西巡按御史吴甡疏说：“督臣杨鹤以 本年三月移镇宁州，招抚一魁，安插宁塞者四千有奇。尚有未尽余党如郝临庵、刘六等众不下数万。”《国榷》卷九一，引总兵杜文焕言亦云：杨鹤力主款，且出示 曰：一魁就款，已题宁塞安插……。”看来，神一魁部跟着受抚的只是一部分，也没有都解散回乡。
⑻吴甡：《忆记》卷一。
⑼《绥寇纪略》卷一。
⑽同上。
⑾《杨鹤对诏狱供状》，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二九页。
⑿吴甡：《忆记》中说，他当时正奉命巡方至距中部县四十里的地方，“忽有难民奔窜而来，言中部昨夜已为红狼等贼所陷”。这里说李老豺、独行狼攻占中部，是根据《杨鹤对诏狱供状》。
⒀《绥寇纪略》卷一。
⒁《陕西三边总督杨鹤题为布信招降事》，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十三页。⒂《国榷》卷九一，《平寇志》卷一。
⒃《杨文弱先生集》卷四。
⒄《怀陵流寇始终录》自序。
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二八。
⒆《国榷》卷九○。
⒇《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三。
(21)同上书卷四。
(22)《崇祯长编》卷四一。
(23)同上。
(24)到崇祯六年，张彝宪上言：“天下逋赋至一千七百余万，请遣科、道官督征。”朱由检大怒，责成各省抚、按回奏。给事中范淑泰疏言，“民贫盗起，逋赋难以督追。”他置之不理。见《明史》卷二六七，《范淑泰传》；《明通鉴》卷八二、八三。
(25)《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国榷》卷九一。李清《三垣笔记》说：“上初即位，便严于钱粮，部议知府非完钱粮不得升司道，推、知（指府推官，知县）非完钱粮不得与考选。于是松江方郡伯（即知府）岳贡、苏州陈郡伯洪谧，有住俸数十次、降至八十余级者。”
(26)吴甡：《忆记》。崇祯四年五月吏科给事中邓英上言：“今海内民穷已极，物力几何？有额编又有加派，有正供又有杂项，有见征又有带征。顷者催 使四出，追呼遍野，敲朴淋漓，民间鬻子析骨之惨，种种不忍见闻。……如臣乡近来追征之苦．鸡犬皆惊。闻有负瓦、揭木、弃室家而群聚为盗者，有越狱大盗肆行 劫夺。捕官不敢问、有司莫以告者。诸如此类，尽足干和。秦、晋流寇可为近鉴。”见《崇祯长编》卷四六。
(27)《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延长长川”四字在《国榷》卷九一内写作延川。
(28)《平寇志》卷一，《国榷》卷九一等书说，起义军进入山西后，“贼首自号横天一字王”。这个说法常见于史学论著。其实，正确的写法应是横天王、一字王，这两个人也并不是入晋各部起义军的共同首领。
(29)《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顺治七年《河曲县志》亦载：“乱民王可贵引贼入，城遂陷，时十月二十八日也。”
(30)《崇祯长编》卷四四。
(31)张慎言：《冀南道兵备副使王公平冠碑》，引自康熙四十五年《泽州志》卷三○，《艺文》。
(32)王臣直：《存恤良民以辑流寇议》，引自康熙九年《绛州志》卷四，《艺文》
(33)乾隆四十八年《府谷县志》卷四，《人物》。
(34)见上引书，又见道光《榆林府志》卷三二，《人物志·近代忠节分编》。按：王嘉胤牺牲事，《平寇志》卷一作“六月癸巳朔，曹文诏击斩王嘉胤于 阳城”；《绥寇纪略》卷一作“六月初二日，王嘉允在阳城南山夜饮，醉虐其下，左右杀之，以其首献”，都没有提到张立位、王国忠同谋作乱事。据崇祯五年冬， 陕西三边总督洪承畴的题本，总兵曹文诏下有实授守备王国忠，千把总名单中有张立位。这就证实了《府谷县志》的记载，王国忠、张立位因刺杀王嘉胤有功于明王 朝，被赏给低级官职。康熙四十五年《泽州志》卷二八，《祥异附兵燹》载：“崇祯四年，河曲贼王加印由沁水入阳城山中，其党张登喜斩其首以降”，也不够准 确。
(35)张道濬：《兵燹琐记》。吴伟业《绥寇纪略》卷一所记与此相同，当即本此。《平寇志》卷一仅记首领十四位，下云“分为三十六营”；十四人中有 十一人与上列名单相同，其他三人是显道神（高加讨）、乡里人（刘浩然）、活地里（当系活地草贺宗汉）。据后来任山西巡抚的吴甡奏疏，这三人确实长期留在山 西，直到被明政府所剿灭。又，《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引曹应秋的说法，当时“自秦渡河而东”的起义军首领“共二十四家，贼众共一万四千”，王嘉胤被害后 “有众十六万”。曹应秋开列的二十四位首领同《兵燹琐记》相校也有差异。
(36)《绥寇纪略》卷一。《平寇志》卷一和《国榷》卷九一，都说赵胜是被俘后遭杀害。张道濬《从戎始末》却有不同说法：他率领家丁随同山西官军 “游击王尚义、汾州营游击刘光祚兵，六月十六日与贼战于临县之三教村。余家丁张三皋先入，斩贼首点灯子，贼遂披靡。众狃胜纷逐，贪不知止。贼反戈乘之，我 兵覆。刘光祚仅以身免，余家丁死于阵者亦十一人。贼张而东……。”
(37)《崇祯长编》卷六二。
(38)康熙四十八年《隰州志》卷二二，《兵防·附历代兵氛》。
(39)如《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记，“是夏，山西贼混天王等破隰州”，时间和义军首领均与《隰州志》不合。
(40)《国榷》卷九二记，是日“李自成陷修武县，杀知县刘凤翔。”《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记：“紫金梁、老回回、蝎子块、八爪龙等，以党二万掠清化（清化镇在怀庆府境）。已酉（即十四日）攻修武，城卑，积薪竟上，屠之，知县刘凤翔逃去……。”
(41)《崇祯存实疏钞》卷七下。又见《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八五页。
(42)这是根据张宗衡转报的总兵尤世禄塘报。《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说：“六年癸酉春正月癸巳朔，辽州贼闻官兵至，舍去，各将入城屠居民报功。李 卑独否，晋人称之。贼又掠榆社、和顺、寿阳、榆次、平定，大原大震。”按照这一记载，李自成等部起义军并没有据守辽州，而是听说官军到来就主动向北面转移 了；尤世禄所报“斩级一千三百颗，皆是陕级”，是官兵入城后屠杀居民冒功请赏。但尤世禄塘报中说，官军到达辽州城下时，起义军奋起抵抗，“矢石往下射打如 雨，职复传令自副参而下，不用命者立斩，……职乃身先将士，临城射打竟日，被矢中伤职右腹下，入骨断筋，已成废人。……职子副将尤人龙脚面亦被轻伤……” 云云，似乎也未必全属虚报。又监视大监刘允中在重占辽州之前，写的题本内也有：“所幸官兵疾至，围敌于城”一语。看来李自成等部占领辽州后曾经遭到官军包 围，大概属实。乾隆六年《沁州志》记载“崇祯五年冬，闯贼李自成侄一只虎李过，破辽州及傍郡县，士民无不望风投顺。”（卷六，《忠烈》，《赵克宽传》）辽 州战役是李自成亲自指挥的，但这条材料强调了李过的作用，是目前所知李过早期活动的罕见记录。
(43)此据《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国榷》卷九一记攻取安定县城的，是来自鱼河川的“不沾泥张存孟等三千余人。”
(44)此据《国榷》卷九一。《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作“王承恩等击斩谭雄等五百余级，安塞平。”
(45)《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四云：“降丁白柳溪乃上天猴之党，杨鹤处之鄜州。是夜，与刘民悦等袭甘泉。功河西道张允登所解饷银十万两。允登战死， 把总杨勋堕城逃，杀知县郭永图。”据洪承畴题本，“上年冬月，甘泉杀官劫银逆贼大头白柳溪，已于今五年七月十六日曹总兵于虎儿凹大战斩首讫。”上文又云， 参与其事的尚有“逆贼大头目石耀宇”。见《崇祯存实疏钞》卷五下。
(46)《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绥寇纪略》卷一云：“五年三月十一日于西濠大战，……拨其三屯，斩首千级。”《平寇志》卷一，把作战地点写作“西澳”，又说宁夏总兵贺虎臣也参加了围剿。《国榷》卷九二写作“西隩”。据洪承畴题本，应作西壕。
(47)《绥寇纪略》卷一。
(48)《平寇志》卷一。
(49)兵部尚书张凤翼崇祯五年十二月题本，见《崇祯存实疏钞》卷五下。
(50)见《绥寇纪略》卷一；《怀陵流寇始终录》卷五。
(51)《明末农民起义史料》第五六页。
(52)同上书第五九页。按，所谓“秦晋诸将”，山西将领自不待言，秦将是指在这以前奉调入晋助剿的延绥镇将领李卑、艾万年、贺人龙等人。
(53)《绥寇纪略》卷一。
(54)《国榷》卷九二。
(55)《绥寇纪略》卷一。
(56)关于王自用之死。各种史籍的记载很不一致。康熙五十年《武安县志》卷十五《人物·王士仪传》云：“崇祯七年，流贼自山右入武安管头川镇放火 屠杀，势如鼎沸。知县张国柱飞报兵巡杨道台，委(河北兵巡营守备王)士仪领兵一百五十名，扼贼于县西之小店村。士仪奋勇弯弓射中贼帅紫金梁，贯脑而死。贼 众震怒，蜂丛潮涌。士仪力不能支，遂遇害，阵亡兵丁一百四十六人，止四人生还。事闻，以礼葬死所，从亡兵丁亦埋左右，张令勒石以记。”这里，时间肯定有 误。《绥寇纪略》卷一载，崇祯六年“五月，邓玘击贼于济源之善阳山，射紫金梁殪之。或曰王自用自病死，其众散他部以去。”《国榷》卷九二记，六年九月，明 总兵张应昌于河北平山县，“获贼魁张有义，即一盏灯也。始知渠帅紫金梁五月死。”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记于崇祯六年四月，“紫金梁死于济源，其党归闯将(即李自成)。后左良玉擒一贼目，言是病死，诸贼厚葬之山中。当时诸将妄言死于 箭铳。”又，《明末农民起义史料》载兵部为类报山西捷音事题本中说，崇祯五年十二月十四日，都司贺人龙夜袭起义军于翼城县官庄屯，“紫金梁臂中四箭，喉下 中一箭”，“重伤而逃”。
(57)见张道濬所著《从戎始末》和《兵燹琐记》。《怀陵流寇始终录》、《平寇志》等书也采用了张道濬的记载。
(58)《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
(59)这里是根据《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的记载作出的统计。但该书说“其主客兵二万二千余”，同各部兵相加数不符，疑有误。
(60)《怀陵流寇始终录》卷六。
(61)起义军渡过黄河的日期，《平寇志》，《怀陵流寇始终录》、《绥寇纪略》等书，均载于崇祯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苗祚土《解鞍小录·畿南御寇摘 抄》所记为“癸酉仲冬廿六日，黄河冰冻成桥，顷刻贼渡数万”，较诸书所载时日晚两天。郑廉《豫变纪略》卷一记，是年“冬十月，黄河结冰坚如石。丁卯(初八 日)流贼渡河”当是误记。
2楼倒数6段：山西巡抚许鼎臣驻汾州（今汾阳），统领张应昌、苟伏威、史记、颇希牧、艾万年等部士卒七干人，镇压今晋中地区的义军。 应为“七千人”。
第四章 起义中期的千里转战
第一节 向中原进军
崇祯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农民军飞越黄河天险，进入中原大地，在明末农民战争史上是一件划时期的大事。河南是明帝国的腹心，军事上是四战之 地，这里明政府的防御力量比较薄弱，文武官员们还没有同起义军作战的经验。河南巡抚玄默⑴首当义军的军锋，火急请援。十二月初四日，朱由检下令：“贼既渡 河，豫境邻壤地方，俱宜严防奔突。秦、郧准各抚通著选调将士扼要截剿，豫、晋抚监亟督左良玉等合力追击，仍严饬道府州县等官，鼓励乡兵各图堵御。务刻期荡 扫，如再疏泄误事，必不轻贷。”⑵然而，起义军过河之后，以高屋建瓴之势迅速摆脱了官军的追击，实现了千里跃进。仅仅在一个月之内，起义军的足迹几乎遍及 河南西部各县，接着又冲向接壤的湖广、安徽和四川。对明廷来说，原先的局部问题从此变成了腹心大患。
农民军一到河南，即同当地的贫苦农民汇合起来，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崇祯六年底，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在《中原生灵疏》内描述了河南当时 的形势：崇祯三、四、五、六年，连年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 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渠者，有饿死路侧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枕比而毙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 肉相残食者。”在这样的大荒之年，明政府不但不加赈济，“而且加之以诛求，重之以供应，而且责之以兵粮、器械、米豆、刍茭，悉索敝赋以应河北之求。而且正 赋之外，有加派焉，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计禄。……旧额未完，新饷已催；新征甫毕，旧逋又下，额内难缓，额外 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呼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朴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欲使穷民之 不化而为盗不可得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⑶崇祯七年以后，农民军力量的陡然增长，同中原地区的农民大量参加起义队伍是有密切关系的。
起义军进入河南以后，横行狼、一斗谷、扫地王、满天星等八营部众十余万西入武关，“山阳、镇安、商南同日陷。”⑷接着北上雒南，向陕西首府西安挺 进。洪承畴大为震惊，连忙檄调郃阳，韩城驻军迎头堵截。这路起义军遂掉头南下，诔珈跗吣暾率迦展タ虽簦涎簦嚼缀右蚕嗉瘫还タ恕：槌谐氪缶 系绞保饴芬寰涯舷滤拇ā?p>
另一路起义军包括高迎祥、李自成、马守应、张献忠等部，进入了卢氏山区。这里“崇山造天，牙距趾错”⑸，形势非常险要。当地原来就有一批由 于丧失了土地，被迫违抗朝廷禁令私自开矿为生的群众，他们被反动统治者斥之为“矿盗”。起义军到达之后，矿徒们积极参加，充当向导，领着起义军由山间小路 直抵内乡，然后经邓州、淅水南下湖广的郧阳、襄阳地区。崇祯六年十二月下旬到七年正月，这路起义军连破郧西、上津、房县、保康诸县，“直走空虚无人之地， 捷若风雨之至。”⑹明郧阳抚治蒋允仪“束手无策，上书请死而已。”⑺
起义军的凌厉攻势，把明政府的中原腹心地区打得乱成一团，地方当局简直无法招架。朝廷大臣们又再次提出了统一事权的问题。他们认为义军之所以能“流 突无定”，是因为“各镇、抚事权不一，互相观望。宜以重臣开督府，统摄诸道兵讨贼”。朱由检同意了这个意见。在人选问题上，大臣们推荐洪承畴，朱由检却认 为，陕西三边同蒙古部落相邻，洪承畴肩负边防重任，“未可轻易”。于是，“进延绥巡抚陈奇瑜为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视贼所 向，随方剿抚。”⑻这是明廷为了镇压农民起义而设立有权节制几省文武官员的总督职务之始．它反映了起义农民的力量已经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特别是起义军的流 动不居，转战各省，使明政府依靠任何一省的兵力都无法应付了。
崇祯七年的上半年，起义军主力集中在四川北部和陕西南部。入川的义军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由豫西和湖广郧阳西入陕西兴安（今安康）地区的起义军，他 们在遭到明军的阻击以后，向南折入四川；另一部分是从湖广郧阳地区，经长江北岸的大山区入川。后一部分义军在二月二十一日攻克夔州府（府城即今奉节县）， 从而打开了入川的门户。明四川当局连忙调集驻军和土司兵阻击，防止义军入其腹心地带。起义军当时的活动范围被局限在川东北地区。这里层峦起伏，多是深山老 林，农业生产很不发达，无法解决大队人马的粮食供应。所以，这路起义军不久又分道出川，一部分东返湖广⑼，大部分北上陕西。这样，随着明重兵的集结河南、 湖广，起义军的主力又象捉迷藏一样，回到了起义的发源地陕西。
第二节 起义军的汉中突围
崇祯七年春，陈奇瑜以五省军务总督的身分，檄调各路官军齐集于河南陕州（今陕县），然后移师南下，向湖北均县、竹山一带的起义军进剿。李自成、张献 忠等部受到官军的压迫，向西进入陕西。陈奇瑜由于在河南、湖广地区打了几问ふ蹋旨寰追紫蛏挛鳌⑺拇ㄗ疲蜕衿鹄戳耍晕鹨寰皇亲约旱亩允帧 ５彼玫嚼钭猿伞⒄畔字业炔孔频缴挛鞯南⒁院螅臀菜娑矗蛩阋痪傧鹫夤膳┟裎渥啊Ｆ鹨寰叩胶褐姓坏赖厍保笕胂盏亍Ｕ饫锷礁呗范福用裣∩ 伲隹诒幻骶咽氐醚涎厦苊埽峙錾弦跤炅缕呤嗵欤板蠼獾妒矗录捉硖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