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生玺：论毛文龙据皮岛 明清历史 紫金香电子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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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毛文龙据皮岛
　　
南开大学 陈生玺

　　在评价袁崇焕的争论中，毛文龙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一是袁崇焕为什么杀毛文龙，杀的对还是错；二是毛文龙的地位和作用与当时整个战局的关系。从目前的争论来看，对于前者，可以从明末社会的许多积弊中诸如党争、门户之见找出一些原因，进行解释，表示肯定或者否定。但是对于后者，必须把它放在明末整个辽东的战局中来考察，是成功还是失败，答案只能有一个。我认为这才是评价袁、毛的功过是非的本质所在。

　　一、熊、王之争与毛文龙的镇江之役

　　在后金汗努尔哈赤下辽沈以后，明政府在对待辽东战局的策略上，内部有很大分歧。明朝的节节失败除了最根本的原因是政治极端腐朽而外，军事上最重要的则是由于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和任人不专。万历47年（1619）萨尔浒之战明军大败以后，起用了熊廷弼经略辽东，熊廷弼的战略是：“辽左，京师肩背，河东，辽镇腹心，开原又河东根本。欲保辽东则开原必不可弃。”但是在开原已失的情况之下，必须迅速加强辽、沈诸城的防守，“速遣将士，备刍粮，修器械”，“浚濠缮城”（《明史》 259，熊廷弼传），议集大兵十八万，以当建州之十万，分驻于敌兵出入之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几、镇江诸要口，“首尾相应，小警自为堵御，大敌互为应援。再挑精捍者为游徼，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使敌疲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同上书）熊廷弼这个战略是以守为主，辅之以扰，在守御巩固的基础上，再乘机进取。这个计划，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很大效果，“令严法行，数月守备大固”。辽东的局面已经有所改观，“人心复固”。（同上书）但是昏庸腐朽的明政府，惑于各种谗言，要卯出酉效，忽责其师老财匮，又罢了熊廷弼，起用了袁应泰。袁应泰的见识才能都比熊廷弼差得多，“用兵非所长，规划颇疏。廷弼在边，持法严，部伍整肃，应泰以宽矫之，多所更易。”（《明史》 259，袁应泰传）结果，任事不及一年，辽沈河东七十余城全部失陷。天启元年（1621）六月，明廷复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这时，熊廷弼根据河东已经全面失陷明军新败的情况，提出了三方布置策：“广宁用马步列垒河上，以形势格之，缀敌全力；天津、登、莱各置舟师，乘虚入南卫，动摇其人心，敌必内顾，而辽阳可复。于是登、莱议设巡抚如天津，以陶朗先为之；而山海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一事权。”（《明史》 259，熊廷弼传）三方建置，还需联络朝鲜，使之连营鸭绿江上，与登、莱声息相通，助以声势。待各镇兵马大集，登、莱策应齐备，然后三方大举并进。这个计划也是以守为主，守而后战，重心在辽西广宁一线。天津和登、莱只是侧面牵制，尤其是朝鲜仅仅是一种声援，无论战与守，正面对故都在辽西广宁一方。根据辽西的地理形势，熊廷弼主张以重兵固守广宁，在广宁城外相度形势，犄角立营，深垒高栅以待。但是，驻守广宁的辽东巡抚王化贞却沿辽河分设六营，划地分守，熊廷弼不同意王的这个布置，他认为，辽河窄而难恃，堡小难容大兵，若驻兵河上，兵分力弱，敌人轻骑潜渡，直攻一营，力必不支，一营溃，则诸营俱溃。广宁距辽阳三百六十里，敌骑非一日所能到达，若有声息，我必予知。所以不能分兵防河，先为自弱之计。王化贞看到自己的计划不能实行，非常忌恨。由此，便产生了所谓的经、抚不和，正在这时，发生了毛文龙的镇江之役。

　　毛文龙（1576—1629）别号镇南，其先为山西太平人，父行贾浙江钱塘，故为浙江钱塘籍（赵士哲：《逸史三种》，毛文龙孔有德列传）壮游辽东，曾任千总、守备等职，后金兵下辽阳时从城中逃出，隶辽东巡抚王化贞标下，署练兵游击。天启元年（1621）五月，奉王化贞之命，率兵一百九十二人，船三艘，由三岔河南泛沿海猪岛、鹿岛、石城、长山、色利、獐子诸岛，收降辽东逃民，七月至朝鲜之弥串堡，得知后金镇江守将佟养真派兵外出，城守空虚，便密与镇江中军陈良策通款。这时正值登莱巡抚陶朗先派参将王绍勋驾兵舰数十号，兵二千余到朝鲜，接渡南逃辽民，毛文龙因诡称为己之兵船，于是良策遂密约擒养真，期在夜半。至期龙以人少未及如入，良策势在骑虎，遂擒养真，盖天启辛酉中秋夕也（应为七月二十日），次早送养真至文龙军，而绍勋等争之，不能得，遂移舟东往。至是良策始知文龙止三船耳，相顾错愕。且度奴得信，只需六日可以往来，急促文龙渡人过鸭绿江，渡未及十之二三，则奴已至矣。”（周文郁：《边事小纪》、毛大将军传略。）此事据《满洲老档》（太祖卷24，25）记载，毛文龙与原从辽东逃出的韩参将（韩宗功），王参将（王绍勋）率兵三千，与陈良策共谋，七月二十日夜半围镇江城，内外呼应，大声呐喊明朝大兵已到，杀佟养真子佟丰年及其家丁六十余人，执佟养真送于文龙所，举城投降。随后汤站人民执守堡官陈九阶，险山人民执守堡官李世科降于毛文龙，长甸的守堡官主动前去投降。辽东各地闻讯，纷纷欲起。二十六日努尔哈赤即派皇太极、阿敏率兵五千前去镇压，二十七日毛文龙即逃入朝鲜义州，二十九日后金兵屠镇江，俘一万二千余人。由此可见，镇江之役只是一次小的偷袭性的胜利，不能把它当作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此事的真相在当时明朝内部即有异议，“佟养真父子之擒也，文龙曰，率兵民，通内应，陈中军夜袭之，绍勋则曰，屯兵错认为参将为大兵，群缚而献之。”（《明熹宗实录）卷9，天启元年九月甲子）。但是反对熊廷弼三方布置策之王化贞，却以镇江之役辽东民心可用为根据，要求马上大举进兵。而明廷也由于辽事的屡次失败，毛文龙仅以二百人能于镇江擒叛献俘，捷报传来，举朝大喜，认为这是若干年来“空谷之音”（《三朝辽事实录》卷五），便放弃了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当即下令：命登、莱和天津发水师二万，或直抵镇江。或直抵三岔河，以策应毛文龙；王化贞从广宁挑选精兵四万，进据辽河，联合西部蒙古，乘机进取，熊廷弼当刻期出关，进行统一指挥。于是王化贞便进一步提出，蒙古愿出兵四十万助战，降将李永芳可为内应，只要河西大兵一出，河东人民必为内应，执敌将以降，辽阳即可恢复，可不战而取全胜，甚至于连运送粮草都不需要考虑，“我一过河，而海州之粮皆我之粮。”（《三朝辽事实录》卷6）熊廷弼坚决反对这种冒险的主张，他说“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

　　“西部与我，进不同进，彼入北道，我入南道，相距二百余里，敌分兵来应，亦须我自撑拒。”（《明史》259，熊廷弼传）要依靠自己的力量，不可轻视敌人。因为蒙古各部，贪图明朝的赏赐，本不是真心助战，往往依违于两者之间。而且明军正当辽东屡次败衄之后，士马未集，械器未整，糗粮末备，没有经过充分的准备，要轻而易举地战胜后金是不可能的，仅仅以辽东民心可用，就能收复辽东，也是不切实际的。所以熊廷弼一针见血地指出：“三方兵力求集，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我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同上）从战略的观点来看，熊廷弼的说法完全是对的。因为镇江之役在辽东虽然很有影响，但并未改变整个战局，也没有改变明朝与后金的军事力量对比或使形势有很大变化。当镇江之役的捷报传到明廷时，毛文龙在镇江已经失败逃到朝鲜去了。镇江路辽阳四百余里，辽阳距广宁三百六十里，又中隔大海，此时从河西进兵策应，毛文龙仅有二百人之众，能够再有多大举动？但是腐朽无能的明朝政府，多数官员不愿以实际行事，总希望侥幸取胜，便支持了王化贞的错误意见。有一个董其昌的甚至于说：“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了，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奇功，真奇侠绝伦。……使今有毛文龙，奴可擒，辽可复，永芳、养性可坐缚而衅之鼓下矣。”（《三朝辽事实录》卷6）即以联络朝鲜而论，在熊廷弼之三方布置策中，也不应看得过重。杨镐四路出师时，征兵朝鲜，朝鲜就很不愿意，勉强应命。在出发时，国王就私嘱其统军都元帅姜弘立相机行事，结果当同行刘綎前锋失利时，朝鲜军队就在深河不战而降，南路明军全部复没。毛文龙袭击镇江以后，逃到朝鲜，朝鲜就怕贻祸于己，望其西归广宁，后不得已，劝其卷入皮岛。天启元年（1621）十月，当明朝派监军副使梁之垣到朝鲜进行联络时，朝鲜即以国力不支多方推拖，不愿应命，并偷偷派郑忠信出使后金，刺探双方和解之可能。终明之世，把对后金的斗争寄托于联络朝鲜，本是一种自误误人之计、画饼充饥的心理状态，并未收到很大效果。

　　王化贞借毛文龙的镇江之役，反对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经抚不和，闹得不可开交。天启二年（1622）正月二十（戊申），明廷集九卿科道会议二人去留时，兵部尚书张鹤鸣却以若去王化贞，毛文龙必不用命，蒙古人必不助战，主张去熊廷弼而专用王化贞。王化贞夸下海口说“愿以六万兵进战，一举荡平。”（《明史纪事本末补遗》，熊王功罪。）结果未及出战，努尔哈赤即于二十日挥兵渡河，守河明兵不战而逃，后金军即进围河西要地四平堡，王化贞听信中军孙得功之计，尽发广宁兵赴援，结果沿河六营相继溃败，广宁无兵可守，孙得功已偷偷降清，走回广宁，疾呼军民剃发迎降，并准备逮王化贞进献。王化贞闻讯股票，仓皇而逃，连自己的坐骑都被人偷走了。努尔哈赤便于二十四日在锣鼓锁呐声中进入广宁，辽西十四万明军全部溃败，遗弃粮糗辎重不可胜计。

　　熊王之争的焦点是对辽东战局的分歧。这种分歧反映了熊廷弼的军事见识比他的同辈们要高明的多，是三化贞毛文龙之流无法比拟的，甚至于使他们很难理解。

　　明廷的严重错误，在于不应以毛文龙的镇江之役而改变整个战局的观念。放弃支持熊廷弼而专用王化贞。导致了广宁之役的大溃败，失陷整个辽东。

　　二、毛文龙对后金的几次战役

　　明廷在广宁大败之后，对辽东战局仍然意见不一，新任经略王再晋说：“东事一坏于清、抚，再坏于开、铁，三坏于辽、沈，四环于广宁。初坏为危局，再坏为败局，王坏为残局，至于四坏则弃全辽而无局，退缩山海，再无可退。”（《明熹宗实录》卷15，天启二年三月乙卯）是失败主义的典型代表，所以他主张划关而守，将山海关外一切守备撤回，当时“相当一部分人便把希望寄托于毛文龙的海上牵制之力，天启二年六月（1622）明廷加毛文龙为平辽总兵，署都督签事。八月，毛文龙陈海上进兵与请饷疏说：“欲图恢复，必自各岛布置始。”请饷三十万，登津挑选辽丁二万，再募浙江精于火器者一万东援，分驻于各岛，以便首尾夹攻。兵部在复毛文龙的奏疏时也说：“文龙灭奴则不足，牵制则有余，朝廷何爱三十万钱粮。”（《明熹宗实录》卷20，天启二年八月丁丑）有的甚至于说：“今日所恃海外长城者，非毛文龙者乎”（《明熹宗实录》卷36，天启三年十二月丙戌）”。明熹宗也直呼“毛帅”而不名。毛文龙在朝鲜所起的牵制作用，到底有多大？必须从其实际行动中进行分析。

　　天启元年七月（1621）镇江之役以后，毛文龙逃到朝鲜义州，受到后金军队的多次袭击。当年十一月十八日，阿敏统兵五千暗渡镇江，乘夜进入朝鲜，斩毛文龙刘姓游击及兵一千五百余人，毛文龙仅以身免（《满洲实录》卷七）。十二月十五日，阿敏李永芳率兵数千骑，暗渡义州，袭击毛文龙于宣川林畔地方，据朝鲜人所见，“十五日奴贼数千骑由义州暗渡，猝袭毛总兵。义州人未及报知，贼兵如飙至风过，奄至林畔，文龙脱冠服混兵士仅免”，“贼乱砍文龙手下之人，皆延颈待戮，转掠龙川。”（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1），后金捕陈良策、游击吕世举千总百总等，杀五百人，又向四处搜索，获男子一千余人，毛文龙逃至安州、宁边，金兵退后复还林畔（《满文老档》太祖券30、31《三朝辽事实录》卷四）。宣川林畔之役以后，朝鲜怕毛文龙在陆上生事，引动后金入侵朝鲜，使劝毛文龙卷入海岛，天启二年十一月（1622）毛文龙便率众入据距铁山八十里之海中皮岛（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1）毛文龙在入据皮岛以后对后金有若干次的军事袭击，最著名者有：

　　一、天启三年（1623）十月，毛文龙奏自满浦、昌城攻甜水站之捷。“斩获奴级一百三十八颗，获奸细四人，奴耳目乱于梆声，手足触于地炮，东西奔命，人马饥瘦，自相残踏而死者二万余人，马三万匹。”（《明熹宗实录》卷34，天启三年十月辛酉）请饷十万，部议以糟粮十万石给之。 （《国榷》卷85）此役据《满文老档》（太祖卷59）记，九月十三日，尼堪（满洲对汉人之称）三百人从河对岸过来，被杀五十余人，捕百总一人，供称毛文龙在铁山。二十一日报告，十六日，尼堪一百人入侵托马里村，驻甜水站的苏赛参将率五十人赶到，杀六人。据朝鲜人记，天启三年七月乙未，“都元帅张晚驰启曰，近接义州之报，毛将已为渡江，游骑出没于凤凰、汤站之间，日日放炮，以为声势。又闻易承恩等已自上流渡江，其军之单弱，臣已目见。”（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52）据此可见，毛文龙的奏报显然是夸大了的，当时明廷即有人怀疑：“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明熹宗实录》卷34，天启三年十月辛酉）。

　　二、天启三年闰十月，毛文龙塘报董骨寨大捷，斩级二百三十，生擒四人，获马九十四匹。明廷赐以金蟒、发帑金三万充赏（《明熹宗实录》卷35，天启三年闰十月戊戌。）据《满文老档》（太祖卷59）九月二十一日，后金发现毛文龙兵过鸭绿江并进行屯田，后金去新城叆河的付将额克星额在碱场杀敌兵游击一人，千总一人，共三十三人。在一堵墙杀千总一人，共四十人。在孤山堡杀千总一人共四十人。在新城杀千总一人，共四十四人。在夹山杀千总一人，共十一人，在汤山杀十五人，共杀一百零六人。董骨寨与牛毛寨在鸭绿江北岸宽甸边外，说明这也是一次小规模的袭击。至于毛文龙报称以兵万人攻凉马甸（宽甸东），又合兵三万攻牛毛寨斩首二百三十级（《山中闻见录》卷4）显系夸大。天启二年三月，梁之垣到朝鲜时，所见毛文龙新旧辽兵虽号四千，且多赤手空拳之辈。登抚派王绍勋兵不到三千，三年七月，明工科给事中报称毛文龙海上兵二万（《明熹宗实录》卷22、31）。多是逃难辽民，无衣无食，何能一次出师一万或三万？

　　三、天启四年（1624）五月的咸兴之役，是毛文龙据皮岛后对后金一次较大的军事行动，据朝鲜人报称，有山东淮安人朱姓者，因行商陷于辽东，从会宁逃来，告以所居被虏部落甚多，并有汉人四十名，可乘机剿取。于是毛文龙便命游击王辅、时可达率兵五千，进入朝鲜东北之咸兴府，出发时声称兵一万，一日用米二百包，马一千匹，日用豆七十包。要朝鲜沿途准备粮草。朝鲜告以北道荒歉，人民鲜少，劝其不必前往，毛文龙却急驰而往，“如是急驰而往者，其意必欲急剿越界部落。”五月往，六月还时一行人马仅五百余匹，沿途索粮，民皆号哭（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2）说明这次出兵并无一万或者五千之多。据《满洲实录》（卷七）天命九年（1624）五月“明国毛文龙令游击三员领兵顺鸭绿江越长白山寇满洲东界所属辉发地，时有满洲守将苏尔东安击破之，追杀三日，其兵无一人得脱。”此役明方无明确记载，说明毛文龙大败而归，毫无战绩，所以没有报捷。但由于这次深入满洲后方东界，对后金发生很大影响。这年七月，后金即遣使遗书毛文龙议和，答应将毛文龙在辽族属未遭杀戮者，尽行优待，诱其叛变，中分土地，毛文龙即将来书及使者解送明廷，诏加左都督（《明熹宗实录》卷48。天启四年十一月乙卯）这年八月，后金闻毛文龙兵渡义州城西鸭绿江入岛中屯田，命大臣楞格里、吴善引兵千人袭之途中，斩五百余级，尽焚其粮而回（《满州实录》卷七）。

　　四、天启五年六月（1625）清和之役。这年七月，毛文龙塘报；“中和之役，我兵奋扬，奴遂丧气，其筑沈阳城不就遂弃，退修铁岭，渐有归巢之意，阵擒西夷七名，真东夷二十一名，夷级一百二十四颗。”（《明熹宗实录》卷56，天启五年七月壬申），据朝鲜所记，天启五年六月壬午，平安监司李尚吉驰启，毛文龙后营杜游击与奴兵三千“战于清河城北之车山，游击领大兵夜归，至碱场堡土墙口，奴兵一万五千余骑断游击归路，游击四散，陆续渡江云。”又戊戌，义州府尹李莞报称：“都司徐景柏参将易承恩等，领军兵捕获真假鞑二百余名出来。”（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52）说明此役毛文龙大败，军队归路被截。故其塘报中说：“奈何思师海岛，馈粮不继，军民相食，道途愁叹。”（《明熹宗实录》卷56，天启五年七月壬申）所谓的俘获，可能就是阵上大败，然后偷袭山居良民剃发汉人“假鞑”冒功充数。

　　五、天启六年五月（1626）的鞍山驿与萨尔浒之役。闰六月毛文龙奏称，得知努尔哈赤于四月二十日过河西去，即派参将林茂春曲承恩领兵攻鞍山驿，他自己率兵至凤凰城宽甸叆阳等处，“阵擒渠魁二名，活夷八十三名，阵斩首级六十三颗，备造清册，另文俘解，其阵亡官兵四千余人。”（《明熹宗实录》卷68，天启六年闰六月丙辰）据朝鲜记载，毛文龙得知后金兵西向广宁，谓“天下胜败安危在此一举”，分兵八路，王辅李良梅从义州，徐孤臣、曲承恩从昌城渡江，六月初五日，王辅、李良梅等至鞍山驿，为诈降假鞑所诱，入城后多获人畜而出，再入城中，即被包围，六将战死，所率军兵一万八千人尽没。（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2）据清方记载，“五月初五日，明将毛文龙遣兵袭鞍山驿，城守巴布泰败之，朱其兵千余，擒游击李良美等，帝闻鞍山有警，即夜入沈阳，诸王俱向鞍山进发，至途中，闻敌兵已败，乃回。十二日明将毛文龙复遣兵至萨尔浒，初更攻城南门，城中矢炮齐下，明兵少却而我国总兵官巴笃礼自山下呐喊而入，敌遂政，追杀其兵二百。”（《满洲实录》卷7）

　　这是毛文龙对后金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当时正值努尔哈赤（天启六年正月）在宁远被袁崇焕打败，在归途中又遭喀尔喀蒙古巴林部截击，所以在回到沈阳以后，又于四月份西征巴林，毛文龙以为是西向广宁，故而分兵袭击其后方，一由义州渡鸭绿江向辽宁之鞍山，一由昌城渡江经边外至萨尔浒。对后金颇有震动。但其结果仍是大败而归。朝鲜谓在鞍山一万八千人尽没，显系夸大，毛文龙自己说死亡四千余人，亦不可尽信，但清方说杀其兵千余，可知这次损失是非常惨重的。至于萨尔浒，毛文龙并未报功，可知亦未取胜。

　　从上述事实看出，毛文龙对后金的军事牵制是极其有限的，只是二些骚扰性的活动，没有能够动摇后金在辽东的统治，也没有能够制止后金西向对明和蒙古的用兵。努尔哈赤的宁远之败，完全是袁崇焕的功劳，毛文龙并未有任何牵制之力。当时的蓟辽总督阎鸣泰、兵科给事中薛国观就曾公开弹劾毛文龙。天启六年二月毛文龙为王化贞请罪自效上奏时，明帝即斥责他“奴酋入犯，全不知觉，牵制安在，辄敢言功。”（《明熹宗实录》卷63），鞍山驿萨尔浒之役正是毛文龙遭到明廷弹劾之后为了替自己申辩而采取的一次军事行动，仅此而已。

　　毛文龙在朝鲜的主要作用，对后金的威胁在于招诱辽民，使后金人口大量逃亡，生产凋蔽社会秩序不能安定，天启元年、后金初下辽沈时，辽民通过镇江逃往朝鲜者约有两万（《明熹宗实录》卷10，天启元年五月辛丑）毛文龙镇江之役后，后金派兵镇压，镇江、汤站、险山等处浮海至朝鲜者约有三万（《山中间见录》卷3）天启三年（ 1623）七月，明工科给事中报毛文龙海上兵二万。天启六年七月（1626）翰林院编修姜曰广与兵科给事中王梦尹出使朝鲜视察皮岛以后说“辽民来归者不啻十余万”，毛文龙报称自己有兵十五万，即是指逃来辽民的男丁数目。毛文龙是以民兵相混的（《明熹宗实录》卷71，天启六年七月甲戌），同年朝鲜则称：“毛将十余万众，及老弱男妇仅数十万糊口之资，皆取办于本国。“（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2）天聪元年（1627）后金第一次派兵征朝鲜时，皇太极说“明毛文龙近彼海岛，纳我叛民，故整旅往征，尔等两图之。”（《东华录》天聪元年正月）天聪八年（1633）尚可喜建议取皮岛说：“自皮岛开镇以来，我国中所得辽人男妇奔逸各岛者，不下百万，曾缘有岛在焉”。（《天聪朝臣工奏议》下）百万之数不免有些夸大，大约应有二三十万。毛文龙在朝鲜，对于明朝则主要是监护朝鲜，所以当时朝鲜人说“椴岛之无益于中朝而有害于我国久矣，今若因此能使撤归，则幸莫大焉”。（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55卷）因为毛文龙加重了朝鲜的负担，并导致了后金对朝鲜的侵略。